2005年葡萄牙发行的里斯本地震250周年邮票

放眼欧洲范围，启蒙哲人利用里斯本大地震这一事件倡导科学和理性，反对宗教和迷信，使得启蒙运动在欧洲各国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在“文人共和国”内部引发的争论则标志着启蒙运动中弥漫的乐观主义精神的终结。

■杨靖

里斯本大地震发生于1755年11月1日，震中位置为里斯本西约100千米的大西洋洋底，地震有感半径达200千米，地震引发的海啸浪高30米，死亡人数高达近10万人。此次地震是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地震之一。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地震（以及随后蔓延的火灾）使得全城40座教堂、200余所大小修道院和其他公共建筑毁于一旦，但城中的妓院和皇家造币厂（当时储有金币200万枚）却完好无损，这一现象使得素以“虔诚”著称的耶稣会教士和神学家抓狂不已——正如日后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书中所言，甚至“对《圣经》和教义了如指掌的长老们在如何看待里斯本大地震上也无法达成共识”。

地震固然是天灾，但并非无迹可循。早在地震前近半个世纪，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1646—1716)在他的哲学名著《神义论》（1710）中便作出预言：“一个卡利古拉，或一个尼禄，祸害比地震大得多。”——他暗讽的是葡萄牙历史上第一位实行绝对专制且统治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国王若奥五世（1689—1750）。

而在地震前一年，即1754年8月，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在游览之后把里斯本称为“世界上最为肮脏的城市”——尽管后者当时是仅次于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欧洲第四大城市，人口多达27.5万，并以富庶繁华著称于世（自1699年首批500公斤黄金由巴西殖民地运至里斯本，至18世纪中期，累计运送黄金总数约3000吨，使葡萄牙成为“欧洲最富有的王室”）。然而如此巨量的财富并未能造福于民，恰恰相反，该国与英法诸国国力的差距也同样令人震惊——用当时著名外交官若泽·布罗哈多的话说，“在葡萄牙，没有科学，没有政治，没有经济，没有教育……只有神父和贵族。”宗教与社会矛盾由此也日益激化。

新教神学家约翰·格奥尔格·齐默曼（1714—1795）认为天主教的圣人崇拜方式以及“异端”审判是地震发生的根本原因：地震发生的日子恰逢天主教的万圣节，便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而宗教裁判所在地震中率先被震塌则是“人神共愤”的必然结果。

对此，天主教人士自然难以苟同。1756年秋，葡萄牙最有影响力的耶稣会会士加布里埃尔·马拉格里达（1689—1761）发表著作《一种看法：这场大地震的真正起因》，对上述“谬论”加以严厉驳斥。在书中，马拉格里达告诫包括新教徒在内的全体民众必须深刻反省：“别忘了啊，里斯本！毁灭我们的并不是地震和海啸，而是罪孽深重的邪恶！”——这位教士坚决反对把里斯本大地震归结为自然现象，相反，他坚持认为这正是该国新教徒倡导的罪恶生活方式诸如看歌剧、听音乐、赏斗牛等奢侈享乐所引发的恶果。

与上述观点相似的是英国基督教神学家约翰·卫斯理（1703—1791）。他在1755年日记中写道：“地震是神意裁判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地震之前，这位“卫斯理宗”的创始人不止一次观测到哈雷彗星，更有人言之凿凿地声明：地震之前，复仇女神早已在里斯本上空游荡。

事实上，大地震之后在牧师与神学家中最为流行的观点是，这场地震是上帝向世人的警示，也是末日来临的预兆——世人唯有忏悔罪孽并改变其生活方式始能获得拯救。

不仅在宗教人士当中，大地震在启蒙运动“文人共和国”内部也引发了广泛争论，其中以伏尔泰—卢梭之争最为知名。欧洲文化名人伏尔泰获悉地震详情后，写下名诗《里斯本的灾难》。在诗中，他首先对“天谴论”提出质疑：地震若是天主的惩罚，婴儿何罪，也要受罚？其次，巴黎与伦敦存在更多败德的社会现象，为何却是罪恶程度较轻的里斯本遭受严惩？

此外，伏尔泰藉此天灾，对当时盛行于欧洲思想界的“乐观主义”哲学提出严厉嘲讽和批判。他首先批评了莱布尼茨对自然恶的理性解释及其“前定和谐说”。在伏尔泰看来，这是端居象牙塔中、脱离社会现实的学者炮制出的无稽之谈。

在此之后，伏尔泰又在该诗的《作者序》中点名批评英国大诗人蒲柏（1688—1744），尤其是后者长篇哲理诗《人论》（1734）中的格言“现实就是合理”。按照蒲柏的见解，个别的不幸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能促进普世的福祉。相对于莱布尼茨的愚蠢而“天真”，伏尔泰认为蒲柏的说法既荒谬又“残酷”——高谈阔论人间苦难必要性的哲学太过冷漠无情。

伏尔泰对前贤的嘲讽令卢梭大为不满。1756年，卢梭作《论神意书》呈送伏尔泰。在信中，卢梭声称他在此前另外一本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 中，已然指出人类遭遇的天灾，往往不乏人祸因素——如里斯本大地震，伤亡如此严重，乃是因为“向慕繁华虚荣”的人民抛弃乡村、涌入密集城市之故。相比于伏尔泰对“天谴”的质疑，卢梭坚持人祸甚于天灾。换言之，伏尔泰在怨天，卢梭认为倒不如怨人；文明人必须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有意思的是，伏尔泰对卢梭书信的答复，是一部寓意深长的哲理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1759）。伏尔泰在小说中选择里斯本大地震作为背景，主要目的就是抨击“神义论”——在他笔下，里斯本地震将城市摧毁四分之三，而宗教裁判所要在庄严的仪式中，用文火将“异端”活活烧死，并宣称这是为了防止全城毁灭“万灵的秘方”——堪称是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

由此可见，包括神学家和启蒙思想家在内，整个欧洲思想界都在为里斯本的灾难进行反思。上帝惩罚的解释受到普遍质疑——因为人们发现，尽管大地震前里斯本号称“虔诚之都”，尽管大地震后教会采用了最为虔敬的仪式终日祈祷，但上帝的怒火（连续不断的余震）并未由此平息。这一现象一方面促使不少科学家对地震起因展开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思考与探索，比如英国地质学家约翰·米切尔（1724—1793）——经过计算，他认为地震是地表以下几公里处岩体移位引发波动的结果——由此被后世奉为现代“地震学之父”。另一方面也使得启蒙思想家认识到，冲破神学禁锢、普及知识、教化民众乃是欧洲社会转型、步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这一过程中，思考最为深入、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伊曼纽尔·康德。

对康德而言，里斯本大地震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不仅表现在它促进了科学研究，更表现在它已成为一种隐喻，激发这位柯尼斯堡“隐士”将目光从头顶的星空转向脚下的大地。正如德国历史学家乌里希·罗夫勒所说，这场地震被认为是“普遍的乐观主义的关键突破点”，通常也被视为启蒙运动的转折点——启蒙思想家开始将地震（火山、海啸以及瘟疫）等自然暴力视为推翻现有秩序的革命性隐喻（比如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以及1789年法国大革命）。不仅如此，康德（以及随后的歌德）更从法国大革命中看到普通人未曾留意的“现代性转变过程中恐怖的一面”：滥权和暴力。这也是启蒙运动留给后人的重要思想遗产。

在西方历史学界，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与欧洲启蒙运动一向被并称为18世纪欧洲史上最为重大的两个历史事件。放眼欧洲范围，启蒙哲人利用里斯本大地震这一事件倡导科学和理性，反对宗教和迷信，使得启蒙运动在欧洲各国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在“文人共和国”内部引发的争论则标志着启蒙运动中弥漫的乐观主义精神的终结。而在葡萄牙国内，大地震最直接的后果是使得原本就内外交困的葡萄牙海洋帝国，经此沉重打击后最终走向解体。随着阻碍自由思想传播的耶稣会（及其所属的宗教裁判所）的覆亡，该国的思想启蒙运动逐步与英法德等国接轨，教会神权逐步由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世俗权力所取代。以庞巴尔侯爵（1699—1782）为首的改革派在整肃教皇派政治对手之后，放手推动葡萄牙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全方面变革。正是这些变革，引领落后的葡萄牙走上早期现代化之路。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