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在筹资时不是简单地要钱，而应贯穿大学发展使命、办学理念、发展项目，最后引导社会力量来支持教育。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井冈山大学校长曾建平最近感到“心很累”。好不容易争取到一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经费，却又波折不断。原因并不复杂，这笔经费要求配套经费，按惯例，应是省里出一半，高校出一半。但是，省里表示经费紧张，高校得一力承担，这让曾建平很犯难：去哪里找几千万元的配套经费，“国家给的再多，我也配套不起呀”，而这笔经费还轻易放弃不得。

筹资渠道不畅，是不少高校面对的共同问题。对于地方高校——只有学费和财政拨付教师工资，更是如此。

你能带给我什么

你能带给我什么？无论是争取政府经费，还是基金会筹资、社会捐赠，这是高校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只是，我国高校是否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春节前夕，一场以“大学使命与资源拓展”为主题的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筹资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会上，国家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司原司长杨长聚认为，“也许，我们要先认真回答‘筹资是为什么’的问题”。

说到钱的时候，每位大学校长都表示捉襟见肘，但在杨长聚看来，校长在筹资时不是简单地要钱，而应贯穿大学发展使命、办学理念、发展项目，最后引导社会力量来支持教育。

能为社会做什么贡献、如何让社会来支持教育，长期以来，教育工作者并没有给出很好的答案。“要防止出现教育部门唱赞歌，而社会对教育不买账的现象。”杨长聚说。

在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郭广生看来，回答“你能带给我什么”的答案之一，是打通筹资渠道，促进政府、高校、地方共赢。

2007年之前，北京市经费无法划拨给中央高校。在他的推动下，地方高校与中央高校共建，打通了共建经费的渠道。地方政府支援了中央高校，中央高校向地方高校提供了人力、智力、科技资源，双方实现共赢。“筹资应纳入教育现代化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中，这对于大学发展是理念性的引导。”郭广生说。

对于地方院校遇到的筹资难问题，曾在高校工作，后调入广西科学院担任书记的元昌安很有感触。“地方高校的筹资渠道少，除了学费、财政拨付的教师工资，投资渠道、校友捐款极其有限。”相比较地方科学院的筹资渠道，他发现，高校几乎没有直接从发改委筹资的渠道。对此，他建议地方高校应加大与地方科学院的合作力度。

争取政府经费之外，如何吸引社会力量办学？这涉及范围更广的人群，势必要了解其中的主体——企业家所关心的捐赠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原副校长袁东认为，捐赠要形成一种社会机制，其根源在于税制。二战后，美国对发展教育形成共识，制定相关免税政策、法案鼓励捐赠，其免税范围不只是企业，还包括个人，“税制在中国不解决，整个大学的筹资也走不远，因为它缺乏法律制度的支撑”。

筹资风险正在浮现

筹资中，是不是有捐款就“照单全收”？事实并非如此。筹资也有风险。

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马万华指出，风险之一是增加学术被分割的可能性。“接到这笔钱的，所在的学科就发展起来；没接到这笔钱的，所在学科就渐渐沉沦下去。”有人接到捐款，只忙于自己的一摊子事，长此以往，学术发展形成条块，阻碍了正常的发展。这种现象在当下的中国高校已经存在。

对此，她建议设捐赠基金，而非直接捐款，以此保证捐赠的公益性、可持续性，也防止学术被分割。

“让基金做到钱生钱。”马万华以哈佛大学为例，哈佛基金会去年年收益为12%，相比美国股市的收益，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有时候，捐款还会与高等教育的公益性起冲突。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一家德国医药公司有4万多植物标本，苦于分析不出标本的内含成分及功能，于是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助，并表示愿意捐重金资助研究，但附带的条件是研究成果不能公开发表，所有研究成果归该公司所有。由于违背了公益性，干涉了学术自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后拒绝了这笔巨额捐款。

在此次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徐善长解读了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阐述上的突破和创新。他表示，混合所有制企业将成为一种新的企业形态。

如今已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提法，未来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混合所有制大学？

主持此次会议的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洪成文告诉《中国科学报》，混合所有制大学并不是今天的创意，也不是我国所独有。早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就出现了一批私立公助的大学，匹兹堡大学就是其中的代表。混合制的目的是突破体制机制的约束，实现资源和经营上的共享，瞄准发展或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最大化地凸显大学的公众性。

伴随着新事物的产生，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也是未知的。美国一所高校就曾因办学经费的原因，要求将公立性质转变为私立性质。这也提醒了在座专家、学者，所有制转变带来的风险。对此，杨长聚表示，未来我国高校筹资风险应当未雨绸缪。目前筹资政策、免税政策等还不到位，高校筹资要基于国家整体发展的大方向进行。

重视每一位捐赠者

捐款后，高校怎么取信于捐赠者、怎么取信于社会，这是保证筹资可持续发展的又一个方面。

马万华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一位女教师因车祸身亡，她的丈夫将100万美元保险金捐给康奈尔大学，并设立了以妻子名字命名的基金，每年所得利息资助两名在人文社科领域取得成就的女性。康奈尔大学每年都要公布基金的使用情况。“虽然100万美元并不多，但是公开、透明，取信于捐赠者的做法值得借鉴。”马万华说。

如何鼓励、回馈捐赠者，以往常见的做法是给大楼冠以捐赠者的名字。然而，随着捐赠者增多、捐赠用途多样化，冠名不再是唯一的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给高校捐巨款的个人并不一定是校友。对于他们的捐赠，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中国高教学会教师分会副会长陈光巨的做法是，给他们颁发荣誉校友证书。

为什么要以“校友”的名义来褒奖捐赠者？

陈光巨解释说，大学里有很多涉及“小钱”的事，比如校车车费1元，从每名乘客抽出1分钱捐给基金会，积少成多就是一笔款项。“我们请捐赠者以‘荣誉校友’的身份来关注一下小事，慢慢地，他们就有了这方面的感觉，日后看到‘母校’有相关需求，他们就会乐意帮助解决。现在我国高校的捐赠文化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我们的工作之一是营造文化、氛围，让荣誉校友真正感受到学校的关爱。”

“坦率地说，我国缺乏小善文化。”袁东说，高校筹资往往注重大额捐款，其实，点点滴滴的小善是捐赠文化的重要构成。他举例说，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的发起人最初仅捐了几百本图书；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在发家前一个月挣29美元时，就开始向社会捐款。“勿以善小而不为，重视小善我们还须更多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