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应以经济区为代表建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再进一步发展就是跨区域合作，遵循的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在这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的高等教育体系特别值得研究。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小时候不好好读书，将来就去某某大学。”很多人童年时，都受过类似的升学刺激。

家住广东的余荔也不例外。家长常对她说“不好好读书，就只能去省内大学”。后来她努力学习，考上了北京高校，但有意思的是，此时高等教育的焦点却悄然转向了粤港澳。如今身为南方科技大学副研究员的余荔心中始终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

和她有着类似“梦想”的学者还有很多。

12月11日，“区域现代化与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研讨会暨全国院校战略规划专业委员会2020年会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70所高校及学术单位的200余名专家学者、研究生，共议区域现代化与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等话题。

高等教育面临三大变局

在讨论区域教育的当下，我国高等教育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院校战略规划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周光礼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指出三大变局——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

如今，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51.6%，步入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从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向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过渡，最主要的变化之一是“高校办学经费的变化”。

高校的办学经费正逐渐从依靠政府向依靠社会、依靠高校自身发生转变。财政部近年也在引导各高校逐步拥有健康的财务状况，希望高校的事业收入占比稳步增长。

在这样的情形下，高校出现了一波新趋势——中西部地区的原“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纷纷南下、东进扩充资源。

根据历史经验，每一次工业革命兴起后，大学的形态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第四次工业革命以通信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不少高校都在探索该轮工业革命背景下，大学将产生怎样一种新的组织模式。

“从微观层面来看，高校在制定战略规划时，一定要把自身与所处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看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周光礼说。

在“十四五”期间，国家提出建立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周光礼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建设高质量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事实上，高等教育要实现现代化、高质量化，首先必须实现地方化、区域化”。

美国相关研究发现，最佳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单位是州，所以在美国“只有州立大学，没有国立大学”，每个州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高等教育体系。

然而,我国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有反复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将全国划分为六大区域，以大区为单位建设高等教育体系。每个大区的“标配”是至少有一所重点综合性大学、一所重点理工科大学、一所重点师范大学和一所重点农业大学等。

应该说，六大区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实际上仍是以国家为单位组建高等教育体系。于是，我国在后来的改革中，加强了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地方统筹为主，开始探索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建设。

上海曾想走在这项改革的前列，探索部属院校下放地方。但有些高校很快便“后悔”了，其原因并不复杂，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在政策、人才等各种资源配置上完全不在一个层次。这就使得以省级统筹为主的改革进展缓慢。

那么，下一步改革要走向何方？

建世界一流大学高地

世界一流大学和城市是什么关系？国际大都市和世界一流大学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战军最近的研究课题。

在研讨会上他指出，以高校、学科为单位的“双一流”建设尚属于初期阶段。“将来，我国的‘双一流’建设还要考虑区域问题——怎样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高地，而不只是建成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在不远的将来，“高地”一词也许会变成一个热词。北京已明确提出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广东提出全力打造南方教育高地，四川提出加快建设西部人才高地。

“世界一流大学的高地是国际大都市的特征。”王战军说，纽约、伦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基本上都云集了一批世界一流大学。

如今，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聚集地。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大学在产业革命和区域发展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引擎作用，如深圳等地在开展“交钥匙工程”，给高校提供用地、建筑。但余荔指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发挥得还不充分。

“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应以经济区为代表建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周光礼说，再进一步发展就是跨区域合作，遵循的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在这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的高等教育体系特别值得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纪委书记唐贤清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区域高等教育的规模与质量已成为衡量区域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探索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现代化的协同发展，对于构建并创新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王战军进一步指出，科学研究需要多学科、多校联合攻关，“未来政府的拨款也很可能是按区域进行，而非按高校、学科划拨”。

湖南大学教授蒋家琼以英国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为例指出，“英国区域高等教育治理给我国的启示是，要发挥政府在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尽管其联合会或协会一开始是自下而上发起，但此后政府发挥了引领性作用，其中就包括经费支持。”

蒋家琼提醒，在这个过程中还应注重培育连接大学与社会的中介组织。在区域高教一体化中，英国的相关协会扮演着三重角色，分别是召集人——举办有影响力的活动、沟通者——为成员提供集体或有影响力的声音、引领者——促使大学与地方合作。我国的区域高教一体化建设可以加以借鉴。

假设我国将按区域为单位进行高等教育体系建设，那么它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区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着力点

为什么区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需要协作？这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卢晓东思考的问题。

由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国很多高等学校成为单科性高校，北京学院路地区的多所高校就是其中的典型。在这一背景下，通识教育的互补、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避免同类型专业建设的盲目竞争、寻求特色发展的需求等因素，成为人才培养需要协作的主要原因。

当下，新工科、新文科建设凸显出对跨学科人才的需求。单科性高校尤其需要学科间的强强协作。“大学之间的这种协作不但要在高校内部打破院系间的藩篱，甚至要在不同区域实现学校间的协作。”卢晓东说。

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如何促使省级一流学科之间形成人才培养的合作，就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主题。

卢晓东指出，课程和学分在不同高校流动的关键，在于教育财政合理机制的建立，特别是需要按学分收费并进行相互的财务核算，这是合作能够持续发展的基础。

他以美国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为例指出，暑期学校得以实现并持续发展的原因，在于高校之间达成精准衔接。如1959年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就建议，“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使用统一的校历。这样的校历将使教学设施利用率的提高成为可能，也将给各级学生提供最大化的衔接，最小程度地减少重叠。”

区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着力点，主要有暑期学校和联合学士学位两种形式。其中，后者在新工科、新文科的进程中越来越重要。它的实现根本在于课程的跨校流动，而专业课程通常来源于两所或更多高校。

湖南师范大学原校长张楚廷提出，高校不是通过学科专业而是通过课程推动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文化的进步和变革的。

“社会需要什么人才，高校就办什么专业，用专业来应对人才需求是永远搞不定的，因为人才培养还需要关注多样性问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常思亮补充道。

跨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在理论上非常清楚，跨校的辅修/双学位教育、第二学士学位是其中的重要模式。但以上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过程多有坎坷，尤其是第二学士学位在2019年被教育部叫停，又在2020年恢复继续开展。卢晓东提醒，第二学士学位的招生和培养仍然需要区域之间的高校相互打开大门、密切合作。

在常思亮看来，高校在推动学科交叉的改革实践上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在于观念创新不足，高校人事评价激励机制缺少协同性改革，导致高校特别是院系学科交叉发展的动力严重不足。

种种困难和新时代的新要求，都需要我们抓住当下战略机遇期，积极改革。王战军认为，机遇非常宝贵，需要格外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