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2019年11月17日，“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成立20周年庆祝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上交大）闵行校区举行。

20年前，作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上交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建立，在中国迈出了科学技术史学科建制化的关键一步。有科学史研究者回忆说，当时感觉“仿佛突然看到了科学史的春天”。因为20世纪90年代，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加速发展，但学术活动相对低迷。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学术活动渐渐回暖，1999年上交大建立科学史系，当时曾被论者用证券术语比喻为科学史学科“底部的第一根长阳线”。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在庆典上回顾科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时指出：1957年中国科学院创办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75年升格为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该所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科学史中坚力量，1999年上交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成为中国首创，2012年升格为研究院，这些都是科学史学科建制化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20周年庆典前夕，上交大又获得了科学技术史博士后流动站，更是喜上加喜。

一

科学史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呢？20年来，我们的科学史同行、我们的研究生，乃至我自己都经常问这个问题。

其实人们对于科学史学科普遍存在一些误解。比如很多人认为，研究科学史的目的，就是寻找科学发展的规律，以便指导未来科学的发展。而这完全是想当然的事情——科学发展并无人们所臆想的规律可循，事实上研究者只能对已发生的科学事件进行归纳，并建构出所谓的规律，但这种规律几乎不可能对未来提供任何有实际意义的预测。

还有一种误解，是将科学史与科普活动联系起来、等同起来，甚至认为科学史就是科普活动的一种形式或一个部分，有人因此以为科学史就是“讲讲科学家的故事”。这种想法在早期科学史还未成为独立学科时，或许还情有可原，但也早已被“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嘲笑过了，在今天，则肯定会被每一个科学史研究者坚决否定。

科学史的主要作用，是研究科学本身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科学和人文之间的桥梁。这也是今天科学史能够在高校通识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我主编的《科学史十五讲》，自200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被越来越多的高校用作通识教材，十几年来几乎年年重印或再版，就是一个例证。科学史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沟通人文与科学的桥梁作用，这是科学史应该承担也可以承担的历史责任，是科学史应该发挥也可以发挥的社会功能。

不止一次有学生问我：想要当科学家或工程师，不学科学史行不行？我总是坦然告诉他们：不学科学史也可以成为科学家或工程师，但如果学了科学史，能当得更好一点，而对好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科学史在通识教育中的作用，既体现在人文关怀上，也体现在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要作出重要的突破，必须避免陷入过多的细枝末节。怎样才能习惯于思考那些根本性问题？好的科学史能提供生动的感悟。一个人如果只沉湎于琐碎的细节或封闭的领域，就难以脱离平庸。

二

不过，科学史为了承担上述责任，发挥上述功能，必须有自身的学术研究提供支撑。这本是一个独立学科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对于科学史来说又有其特殊之处。

由于科学史是一个处在人文和理工边缘的交叉学科，就注定有这样一种风险：如果在前人留下的问题域中固步自封，很快就会被边缘化。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环境中，边缘化当然不至于危及自身的生存，但还是难免产生边缘化的一些标准后果，比如在社会话语权的争夺中软弱无力、不被人们重视等等。换句话说，对于科学史这样的边缘交叉学科而言，新研究领域的开拓，比许多成熟的传统学科更为迫切。

多年来，我在拓展研究领域方面作了不少尝试。30年前出版的专著《天学真原》对中国古代天学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被认为开拓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方向，成为在天文学史、科学史和人文学术领域中引用率较高的成果。而“对科幻作品的科学史研究”，是我和搭档穆蕴秋博士近年来大胆探索并持续耕耘的又一个新领域，已经产生了不少学术成果，并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

以往的科学史研究，通常只处理“善而有成”之事，而对其余“善而无成”“恶而有成”“恶而无成”三种情况，通常都避之不及，认为处理这三种情况无法获得“学术成果”。但当我们涉入对科幻作品的科学史研究之后，发掘出大量以往被遮蔽的史实，证明幻想完全可以被视为科学探索的一部分——往往就是“善而无成”的那部分。而近年我们对国际科学“神刊”封神之路的社会学研究，不仅成果丰硕，而且已经小心翼翼地开始侵入科学史上“恶而有成”的禁区了。

1999年上交大科学史系成立之时，也正是中国大学发展闯关的关键时刻，上交大领导层支持创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末上交大对标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战略部署。如今放眼全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包括上交大，已有十多个高校设立了科学史的相关院系并拥有科学技术史博士点，拥有科学技术史硕士点的高校更是多达数十所。

科学史学科在中国的建制化过程，如果以1999年上交大建系为起点，那么北京大学2019年建立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可以视为学科建制化完成的标志。完成了建制化的科学史学科，已经走上了阳关大道。如今中国高校的冠冕“C9”中，已有四所建立了科学史院系，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科学史学科已经成为一流大学的标准配置。有“C9”的榜样号召于前，此后再有高校想要见贤思齐，自然更加名正言顺。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