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彬

在民国时期，随着西方思想的大量输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权威受到了质疑。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主张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的声音在我国的文化界愈来愈响亮。

但也就在此时，有一群文化学者，抱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对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实验主义、白话文学等进行了一连串的抨击；他们同时认为，大学应有一种具有批判性和代表性的综合刊物，《学衡》（The Critical Review）杂志便应因这一需要而创办。

《学衡》创刊于1922年1月1日，创办人吴宓、梅光迪、胡先等，均为东南大学教师。他们对西学有着深刻的认识，主张对于西学要明其本源、察其流变，融会贯通、审慎选择，因此“学衡”始终不认同以北京为大本营的新文化运动，人称“学衡派”。

《学衡》第一篇《简章》指出该刊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在新文化运动及各种西方思潮盛行之际，《学衡》的创刊宗旨已表明此刊物既不想过分守旧，亦不愿随俗偏激。梅光迪曾自述称，其创办《学衡》旨在“以阐扬旧学，灌输新知为职志，对于一切流行偏激之主张，时施针砭”。在新旧交替之际，这种理念颇合中庸之道。

《学衡》每期首页皆附有“弁言”，揭示《学衡》的出版目的系基于下列“四义”：“一、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三、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四、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有此“四义”即可知除昌明国粹与灌输新知外，不趋众好、追求真理，以期开启民智、转移风气，亦为《学衡》重要目标。

从1922年1月创办至1933年7月停刊，《学衡》共出刊79期。设有通论、述学、书评、杂缀等栏目。“文苑”栏中所载，诗词小说戏曲等无所不包，时人所撰律诗刊于“诗录”者甚多，译介西洋韵诗、小说、戏剧者亦不少。“文苑”之外，以“述学”类所占篇数最多，“通论”类次之，涉及时事、哲学、文学、史学各方面之论述，可见《学衡》事实上是一份综合性的期刊。

据统计，在所有79期《学衡》上，撰、译各类文章最多的是柳诒徵（49篇），其次是吴宓（35篇）、缪凤林（22篇）、王国维（20篇）和胡先（15篇）。他们是《学衡》的中坚力量，其中“柳翼谋与吴雨僧致力尤多”。（引自罗佩秋所著《柳翼谋先生及其学衡诸友》一文。其中，柳翼谋即柳诒徵，吴雨僧即吴宓。）

柳诒徵作为《学衡》在国学方面的“主将”，做学问非常扎实，能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他放弃《中国文化史》的稿费，将全书各篇在《学衡》分期发表。他先是与汤用彤同为《学衡》干事，后又担任总干事。此外，《学衡》在国学方面的骨干还有王国维、邵祖平、林损、徐养秋、黄节等人，每人都有极具分量的论学文章发表。

刘伯明主讲西洋哲学史，亦为《学衡》的精神领袖。他认为要了解西方，必须对构成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如希腊哲学、罗马政法和基督教义等先有清楚的认识。他在《学衡》所发表的《共和国民之精神》《杜威论中国思想》等文章，主要是就学者之精神立言，一方面是针对当时风气有感而发，另一方面则是对《学衡》同仁寄以期望，相互勉励，渴望中国早日步入现代化。他提出要以诚朴对浮嚣的观点，以避免浅尝辄止与不求甚解的盲从。

梅光迪虽然在《学衡》发表文章不多，但却是《学衡》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第一篇文章《评提倡新文化者》中，就以犀利的言辞对“提倡新文化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仿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

著名诗人吴宓作为《学衡》主编，在哈佛学习英国文学多年。他对英国文学和梅光迪走同一路线，受爱文、白璧德影响，就卢梭的浪漫主义发表过很多讨论文章。每期《学衡》，几乎都可看到吴宓的手笔。

由于《学衡》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遭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化运动人士的攻击而被指责为“复古派”杂志。事实上，“学衡派”反对的只是对于西方文化仅作空泛介绍的“灌输观”，以及不作任何评判即进行接纳吸收的“全盘西化论”；所强调的是弘扬民族精神、沟通并融合中西文化的主旨。它明确主张“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绪”。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学衡派认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吸取欧西文化，需要对两者进行深入的研究、评判，区别其精华与糟粕，明确其有用与无用，然后才能决定取舍，从而形成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新的文化”。

可能正是基于对学衡派的这种认识，有学者才会对当年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的学衡派发出这样的赞叹：“学衡旗帜分明，阵容坚强，俨然负起中流砥柱的重任，影响所及，至为深远。”也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95年，著名学者汤一介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时，才会在第一部便推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衡派的论著，并冠以《国故新知论》。

（本文由本报记者陈彬根据南京大学史料编辑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