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如今，近百年时光已逝，中国高等教育无论从整体规模还是单一高校规模，早已不是民国时期所能比拟，过分强调校长与学生的面对面交流似乎也不现实。于是，赠送一本好的图书，是否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样的遗憾呢？

不久，我们就将进入金秋九月，这也是很多高校新学期开学的日子。经历了高考鏖战的莘莘学子将迈入他们人生中另一个崭新阶段。

当这些学生第一次徜徉于大学校园时，在他们中很多人的背包里，都会有一本书。这本书曾和录取通知书一起来到他们的身边，也伴随着他们度过暑假，乃至于最初的大学生活，并将长久地存留于他们的记忆中。

这便是校长的赠书。

从“面对面”到“书传情”

不久前，清华大学迎来了本科新生报到的日子。今年进入清华园就读的大一新生，都得到了一本由该校校长邱勇赠送的《万古江河》，在致新生的信中，邱勇希望新生能通过这本书，“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

这已经是清华大学连续第五年向本科新生赠书了。2015年，一本《平凡的世界》成为当年清华新生收到的第一份“校长礼物”。由此，国内高校也兴起了一场校长为新生（以及毕业生）赠书的潮流，直到今天，该潮流也没有减退的迹象。

事实上，就在2015年，除了清华向新生赠书外，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也将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所著《乡土中国》和《千人百村调查手记》赠送给大一新生。

如果我们将时间向前推移，早在1999年，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便开始每年选择60名贫困学生和60名优秀学生代表，向其赠送新书。这一传统，杨叔子已经坚持了十几年。

从这个角度上说，清华向新生赠书之举，虽然开高校风气之先，但并非“原创”。那么，中国大学校长“赠书”行为的起点应在何时呢？

提到“赠书”，很多“80后”脑中首先想到的，或许是那篇由现代文学家阿累创作、曾被收入中学课本的散文《一面》。文中，鲁迅先生将一本自己所著的《毁灭》，赠送给了当时只是一名卖票员的作者。

这件事发生在1932年，是时，鲁迅先生的行为之所以能令作者感动不已，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书籍还算是昂贵的物品。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时大学校长很少能赠书给学生，他们往往采用一种更“廉价”，同时也更加“可贵”的方式——与学生面对面交流。

据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交通大学校史研究专家杨永琪回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任交通大学校长时，曾在每学期开学后的一个月，和新生进行面对面谈话，并对学生的学业、生活乃至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比如，数学家徐立志曾在1940年进入交通大学就读，他本人十分喜爱理科，但当时的交通大学只有工科。入学一个月后，他便找到了茅老。茅老感觉他的确有数学天赋，便亲自为他写推荐信，将其推荐到西南联大。最终，徐立志在数学领域学有所成。”杨永琪说，由此可见，当时的大学校长更善于与学生直接沟通。

如今，近百年时光已逝，中国高等教育无论从整体规模还是单一高校的办学规模，早已不是民国时期所能比拟，过分强调校长与学生的面对面交流似乎也不现实。于是，赠送一本好的图书，是否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样的遗憾？

经典的魅力

据统计，我国近年来年均出版图书超过50万种，其中新书超过25万种。要在如此浩繁的书海中，找到一本值得赠送给学生的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这些最终被千挑万选出的图书，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视角对准了学生成长的不同层面。

以清华大学为例，自2015年起，清华大学连续5年赠送给新生5本图书。对此，曾有人做过如下概括：《平凡的世界》引导新生关注时代的责任和使命，《瓦尔登湖》启发新生感受内心宁静的巨大力量，《艺术的故事》鼓励新生在生活中感受美、发现美、创造美，《从一到无穷大》勉励新生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科学素养，《万古江河》则倡导新生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积淀。

在这方面，江苏大学校长颜晓红的用意似乎更加“明显”，因为今年，颜晓红赠送给新生的书籍就叫做《终身成长》。

《终身成长》的作者为美国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作为大学的第一份特殊礼物，颜晓红在解释赠送此书的用意时直言，希望2019级新生通过阅读，能更好地转变思维模式，在大学里改变自己、超越自己，朝自己的梦想奋斗拼搏，最终达成人生和职业目标。

有意思的是，或许是一种巧合，抑或是某些著作在某一特定领域的确具有着独特的意义，总结近年来各高校校长所赠图书，会发现其中具有很多相似性。

比如，2018年，清华大学赠送给新生的图书是科普名著《从一到无穷大》，这本书在今年又成了浙江工商大学的校长赠书；《平凡的世界》曾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成为清华大学和北京印刷学院的校长赠书；2018年，《中国哲学简史》被北京外国语大学选为校长赠书，而在一年前，这本书已经成为清华的校长赠书，只不过此次赠书的对象变成了应届毕业生……

或许这也在另一个角度上，证明了经典的独特魅力。

忽略的可读性

打开网络，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大学校长赠书”字条，就会发现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份“大学校长推荐书目”的名单，几乎每年，这份名单都会以不同面目出现，有时是“10所大学校长”，有时是“14所大学校长”，有时则增至“27所大学校长”。出现时间几乎遍布从2014年至今的各个年份，堪称一个微型的“文化现象”。

对于这份名单的真实性，我们已经无从查证，但其每年都会出现的频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学校长群体作为高等教育领军者，对于公众阅读倾向的影响。

如果我们将这份“校长推荐书单”稍加整理，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部分大学校长（无论是综合类高校还是行业类高校）所推荐的书目，均为人文社科以及历史类的名著，如《五千年犹太文明史》《论中国》等。其中，只有时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与众不同，他将金庸武侠名著《神雕侠侣》选为推荐书目，这也是所有校长推荐书目中唯一的一本通俗类文学作品。

这一现象似乎反映出当前国内大学生缺乏人文素养的现实，但过于明确的指向性，可能会引起某些学生的抵触情绪。

事实上，的确曾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

依然以清华大学为例，2017年，该校校长邱勇为新生赠送了《艺术的故事》一书。对此，曾有评论将其与此前两年清华所赠图书作了类比，表示该书较之此前的《平凡的世界》以及《瓦尔登湖》更适合送给学生。原因就在于前两年的图书倾向性太强。透过书籍，学生可以很明确地了解到学校希望他们变成什么样的人，而《艺术的故事》则更倾向于通识教育和艺术素养的培养，并无太多的说教性可言。

在此，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国外知名高校向学生推荐的图书——美国康奈尔大学曾将经典科幻作品《五号屠场》列为推荐书目；杜克大学的推荐书目《快乐之家：一个家庭悲喜剧》主要讲述的是家庭关系；美国西北大学推荐给学生的是一本名为《不方便的印第安人：美国北部土著居民的有趣记事》的书；哥伦比亚大学的推荐书籍则是荷马史诗名著《伊利亚特》……

两相对比，不难发现，美国高校的推荐书目范围更加广泛、题材更加多样；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似乎更加“接地气”，更加关注作品本身的可读性，而这也能给国内大学校长推荐书目时带来启发。

无论如何，当每年暑期，快递到高考考生手中的除了录取通知书，还有一本崭新的名著时；当大学校长在给新生致词时，总不忘叮嘱几句多读好书时。无论对于学生个体成长还是大学文化的形成，都是一件善莫大焉之事。2019年暑期已近尾声，明年大学校长们又将为莘莘学子们带来哪些好书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