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玲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将其道德学说区分为法权与德性论两个部分，这一区分一直是学界争议的问题。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法权论是康德的实证法学，不属于道德形而上学范畴。本文认为康德的法权论综合了传统自然法理论与古典契约论的权利学说，生而具有的法权同时是自然法规定的正当与最为原初的权利，故而法权的普遍原则与生而具有的法权互为蕴含，后者的正当性则基于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建构的道德人格理念。基于此一阅读，本文拒斥了对康德法权（即其政治学说）的去道德化读解，同时也批判了将法权论看成康德的道德定言命令之单纯应用的传统解释，这一解释事实上抹煞了康德在法权与德性之间的区分，因此也就同时抹煞了他在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区分。

——《法权论是否属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兼论康德在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区分》，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

王晓丽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于物联网生成的后熟人社会是陌生人社会的道德资源，它使道德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有了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后熟人社会具有和传统熟人社会相似的道德价值，通过明确道德对象、持续社会舆论、连接道德与生活重启“德—得”相通的道德运行机制，恢复道德监督功能，激励人们向上向善。网络的自发性、技术宰制等问题引发后熟人社会道德监督功能实现中出现隐私侵犯、力量滥用的倾向，提高个体责任意识、实现德法共治是问题防范的有效途径。

——《大数据时代的道德监督功能》，载《伦理学研究》，2019年03期

何卫华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创伤事件留下的各种“踪迹”使得创伤叙事成为可能，此类叙事的功用不仅在于其具有强大的疗治性功能，更在于其能够烛照通往历史现场之曲径。近年来，创伤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个体性创伤及其修复，而开始更多地聚焦于集体创伤。一旦集体创伤在某种文化中得到确认，不仅会影响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同时还会影响共同体的塑造、维护和巩固。由于蕴藏于其中的巨大能量，集体创伤的表征因此必然是文化建构的结果，众多的权力关系都会参与其中。在剖析这一建构性的过程中，各种“他者”遭受的创伤开始显影，创伤研究由此成为批判殖民主义、父权制、战争、偏见和各种不合理制度安排的重要力量。

——《创伤叙事的可能、建构性和功用》，载《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02期

李奇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

美国高校年度报告的制度变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主要呈现的是三种变迁模式的特点。在把制度视为规则、组织、信念和多维概念的基础上，研究结果显示，规制变迁明确了法定报告的目的、内容和形式；规范变迁增强了报告的科学有效性；文化认知变迁突出了倾听学生心声的重要性；强制性与自愿性的制度格局有利于满足社会的多元需要，但也增加了高校的成本负担。

——《美国高校年度报告的制度变迁》，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年03期

杨栋梁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教授

明治维新是幕末民族危亡时期日本社会的权力重组和权威重构。西方列强的侵略威胁，不仅直接诱发了日本社会的尊王攘夷浪潮，也深刻激化了国内政治矛盾，严重冲击了幕藩体制和幕府权威。围绕开国还是攘夷、佐幕还是倒幕等重大问题，幕府、朝廷、地方实力派大名、下级武士等四种势力之间的博弈波诡云谲，最终形成了以尊王倒幕为核心的强藩联合，并通过“王政复古”政变逼迫德川幕府退出历史舞台。明治新政府内部的近代派与守旧派、近代派中渐进派与激进派之间经过长期权力角逐，逐步实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力重置、中央集权体制的组织构建和社会阶级基础的根本再造，加之法律制度上和精神上的权威形塑，确立了以近代天皇制为载体的绝对权威。明治维新中权威的解构与重构，是在国家权力重构的显在主线和以“顺天应人”为依据的权威这一制约权力重构的潜在主线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是通过政治路线上明确治国理政的方针和途径，组织路线上“纯化”寡头政治的构成，最后以立法形式得以实现的。

——《权威重构与明治维新》，载《世界历史》，201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