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当代黑格尔哲学的复兴主要是在实践哲学领域，而如何将黑格尔法哲学中的正义论纳入当代政治主流话语体系，是当前国际黑格尔哲学研究的热点。本文在深入理解黑格尔法哲学经典文本的基础上，基于黑格尔法哲学的内在逻辑，探究了“法哲学与自然法的内在关系”这一迄今尚未阐释清楚的基础问题。通过黑格尔对自然法的改造，自然法即为自由法，法的实现过程即人类自由从抽象变具体的过程。对于具有社会本性（自然）的人类而言，真正的自由最终只能在伦理法即人类伦理生活的各种规范形式中实现，因此自由法本质上就是伦理法。伦理体现为法和道德的真理。从黑格尔关于自然法和伦理法的关系，我们可以准确定位黑格尔法哲学在整个西方自然法传统中的地位和意义。

——《自然法即自由法：理解黑格尔法哲学的前提和关键》，载《哲学动态》，2019年01期

何宗美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四库全书》体系不只是我国古代一部规模宏大的文献汇编，还是一个内容丰富、自成一体的文化批评体系。“为万世严褒贬”的思想是贯穿这一体系的根本宗旨。《四库全书》体系有关欧阳修“褒贬”问题表现为：对欧阳修经、史、子、集各领域的成就缺乏客观、充分的积极评价，没有真正显示他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受官学正统思想的束缚，反而把欧阳修的许多思想突破和创新作为批判对象加以否定，未能正确审视对后世的重要影响，而是视之为消极危害予以肃清；这种“严褒贬”的做法事实上导致了压缩其“褒”、强化其“贬”的情形，而“持衡”的理念似乎更显公允，实质上则往往以官学标准衡其短长，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批评的客观失真。

——《〈四库全书〉体系中欧阳修“褒贬”问题揭析》，载《文学遗产》，2019年01期

李锐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

中国与西方都有讲天人合一的传统，以天人合一为中国特有的思想恐难成立。余英时从轴心时代的文明突破来讲中国独特的内向的天人合一，其实也有很多问题。因此，如果要研究中国的天人合一之说，应该更深入细致地分析。对此，张岱年曾指出天人合一有两种意义：一是天人相通，二是天人相类。结合近来出土的简帛材料和有关传世文献，可以发现张岱年的说法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天人相通和天人相类共有的思想基础是天人感应。儒学大讲天人感应的灾异学说，将宇宙论和人事相结合，其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子思《中庸》的圣人“赞天地之化育”，另一个方向则是将人世伦理说为天之规则。这两种说法都有更早的思想来源，且都有修养方法。诸子百家说天人合一，有不同的“合”，或合于圣人君子，或把人伦合于天常，或合于天道而非人道，或合于天而非人，乃至非圣人。而即使讲天人之分的荀子，也在讲天人合一于人。

——《早期中国的天人合一》，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1期

郑宇丹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四千年前，鸦片已在欧洲、中东和北非传布；中世纪，鸦片伴随阿拉伯商人成为行销全球的商品。然而，有关鸦片的最深刻记忆还是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它是东方“大清帝国”与西方“大英帝国”的首次交手。自此，近代中国日益国步艰危，而英国得以缓解其“日不落帝国”的危机。英国向中国武力倾销鸦片的同时，国内也受到鸦片泛滥的影响。新崛起的英国知识阶层不断借助报刊更新鸦片知识、推动国家立法，并将道德和情感嵌入文化评判，建构了一套对内自我谅解、对外充满霸权的帝国话语。这套话语通过否定他者维护了其国家的权力与利益。

——《19世纪的英国:鸦片观念变迁、大众传播与帝国话语建构》，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

林闽钢

南京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

“积极社会政策”作为一种新的政策范式，其重点之一是激活贫困者。可行能力理论视角改变了人们仅关注贫困者收入这个唯一标准，转向了贫困者自身能力这一核心问题。增权作为一种减贫路径，强调激发贫困者的潜能，通过贫困者自身的力量来解决困境的可能。本文以德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改革为例，分析发达国家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让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尽快融入劳动力市场；同时以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和格莱珉穷人银行为例，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和“格莱珉银行”，发现其共同点是通过强化共同责任，激发贫困家庭自我发展能力，潜在地培养贫困家庭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最后对中国建立以激活贫困者为核心的反贫困政策体系提出了具体建议。

——《激活贫困者内生动力:理论视角和政策选择》，载《社会保障评论》，201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