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仲

在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任何地方性知识都会陷入这样一种困境，即如何处理传统文化的保真性与现代科学的身份认同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无疑，这两方面都涉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前者涉及传统文化挖掘、保护、继承、发扬、传播，可上升到国家的文化安全、文化保护以及国家影响力、软实力的层面上；而后者涉及国家的社会、经济与科技的现代化问题。

地方性知识通常是某一地域空间中，某一特殊的生活群体所共享的动态思想与技能的总称。这类知识通常是基于生活经验的发展，并经历过长期的生活实践所检验，适应于地方性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变化；居身在共同体的实践、制度、关系与礼仪中，是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地方性知识必须放在一个共同体独特历史、传统与文化中去理解。

全球化是指不同国家的社会、技术、科学、环境、经济与文化活动的交流与整合过程。在全球化过程中，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创造了一种跨越西方地域空间的现代文明，这源于现代科学技术前所未有的社会渗透力，源于科学技术日益增长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影响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个现代科学专业都会共享一个库恩式的全球性共同体，它囊括了共同的专业框架、形而上学观念、科学的价值观等。

每个国家的科学共同体都是全球性科学共同体的一个子集。该子集经由国家体制的安排得以产生并强化。这些体制安排包括教育系统、专业协会、会议、基金组织和政策等，其结果就是科学的制度化。在世界各地，科学的制度化安排都是惊人的相似，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实证或数学化的科学标准。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等体制框架所推动的全球化努力，使得这一标准从中心走向边缘，开始遍布全球。

在全球化的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制通常是对西方大学的地方性拷贝，通过标准的教科书、课程、教学原则、教师等，向遍布世界各地的学生传播着标准化的知识。教育的全球化创造出了一种国际大都会的趋势，使参与者改变了自己的传统身份，进而使得非西方社会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态也发生了改变。

总之，二战后，现代化纲领的实质就是把世界置于一个以西方现代科学为模板的共同诉求之中。

在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任何地方性知识都会陷入这样一种困境，即如何处理传统文化的保真性与现代科学的身份认同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无疑，这两方面都涉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前者涉及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继承、发扬、传播，可上升到国家的文化安全、文化保护以及国家影响力、软实力的层面；而后者涉及国家的社会、经济与科技的现代化问题。

在今天全球化与现代性语境中，一方面，我们必须使地方性知识获得现代实证科学的身份，否则就会在全球化过程中陷入一种尴尬的边缘地位；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要获得现代实证科学的身份认同也绝非易事。即使获得了这种实证科学的身份，地方性知识（如中医）的文化基础也可能丧失，因为它们会被纳入西方实证科学的文化范式中，使地方性知识的文化保真性面临很大的挑战。这就是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所必然出现的“西方体系规训”与“地方性阻抗”之间的激烈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传统文化的保真性与现代科学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

这些矛盾表明，要将西方现代科学融入非西方社会绝非易事，尤其需要克服文化障碍。如20世纪前的东亚形成了一个高度文明的文化圈，它以中国为中心，以汉语为语言媒介，特别讲究儒教伦理。其文明程度之高，是阻碍西方科学文明进入东亚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儒家思想强调道德原则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贬低或蔑视人们研究自然界的活动，这是19世纪早期中国权贵诗歌中的典型现象。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儒教伦理的根本观念才开始受到了西方科学精神价值系统的决定性挑战。

近20年来，为反对实证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同化政策，为非西方社会的地方性知识的发展争取更多生存空间，使其获得更多平等对话与交流的机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组织过数次大型国际会议。这些会议强调人类理解自然界的多样性，强调在较为复杂的世界中，建构不同文化和谐相处的可能性。

把地方性价值系统引入科学，会使人们逐渐意识到地方性知识在保持生物多样性与自然资源管理上的现代意义。对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已经表明了现代科学与地方性知识之间对话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促成了两种系统的力量与视角的结合。承认地方性思维模式的智力地位与持续的有效性，也反映出了一种日益增强的国际研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授权出版了大量有关地方性知识、文化与发展问题的报告。这些报告认为，实证主义的文化同化政策已经严重限制或削弱了地方性知识的实践，表现为对其文化价值、语言运用，社会与政治的机构等方面的强制约束。

在如今的全球化语境中，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发展出一种确保文化发展是综合的与相容的场所。这意味着要尊重地方性价值体系、尊重不同民族所拥有的，有关他们社会与环境的传统知识，尊重他们文化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机构。

在这一背景下，“地方性知识”的问题便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在这种研究热潮中，存在着一种令人担忧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极端思潮。这种思潮把地方性知识限制在传统文化的框架内，开展驱逐“西方科学”的那种煽动性的激进运动。

在“身份认同政治的部落文化”（tribalism in politics of identity）的口号下，“被压抑的地方性知识”拉起了自己的“反叛”大旗，其目的在于推动非西方世界放弃西方学术的所有领域，它们谴责来自殖民地的西方科学，认为它只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侵略，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要求用“地方性知识”去取代它，要求从“自治的圈地中”驱逐西方科学。

这种做法是要将地方性知识变成所谓“种族科学”，使科学服从于不同的社会价值的“生活形式”。当社会价值决定科学知识的合理性时，科学却被剥夺掉了批判性地考察这些社会价值的任何力量，这种施舍会使我们停止反思与剔除传统文化遗产的糟粕。这种做法过于强调地方性和差异性维度，忽视了全球性维度，把“现代科学”视为西方的意识形态，已经在某些国家中引起了毫无批判性的种族和传统的狂热性。

事实上，我们无法否认现代西方科学的全球性主导地位，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历史现状与趋势。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正是通过“西方科学”的知识导向，以及遍及全球的西方式现代学术机构与学校的建立，发展中国家才能实现其各具特色的“现代性”，培养出具有科学素养的现代人，使人们不仅以这种素养区分“科学”与“非科学”，而且以这种素养努力塑造自己，成为能开发自然资源，积累与生产科学知识，对社会现实与实践进行精细化与理性化管理的“现代化”人才，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才能由此诞生。

二战后，现代西方科学的传播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即科学及其机构所研究的主题几乎都由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大科学技术”（如核或粒子物理学、天文学、分子生物学等）所引导。科学知识围绕着全球化在拓展，对社会生活与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这部关于现代化理论的经典著作中，罗斯托（W.W. Rostow）指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起飞”阶段，即经济史上的产业革命的早期，表现为新技术在工、农业中得到推广和应用，投资率显著上升，工业中主导部门迅速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随后迈向“成熟”发展的阶段，现代科学技术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经济持续增长，投资扩大，新工业部门迅速发展，国际贸易迅速增加。总之，罗斯托强调科学和技术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起飞与成熟阶段”的最重要保障。

在当今的社会里，科技成为现代性的主要标志，是阐述发展中国家现代性的一种关键场所。现代性、民族与国家，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现代科技文化与机构中经受住“审视”。在日益增长的全球性知识经济中，国家的实力主要是由其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所决定的，科技日益成为政治—经济议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拥有核心的科技，成为了一个国家在全球化中，发展状态与地位的决定性因素。科学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其广泛共享的认知标准与全球化的学术制度保障。吉尔勒（Ernest Gellner）称之为现代科学的“文化超越性”（ culture transcending quality）。

当然，在承认西方现代科学的全球性主导地位的同时，地方性知识应该积极融入全球化过程，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出自己本土声音。如果地方性知识不以现代科学身份积极融入全球化过程，那么随着全球化知识经济社会的兴起与建立，许多地方性知识就会陷入尴尬困境，逐渐被边缘化或自动消失。

我们应该从全球性与地方性两个维度的辩证关系，来考察地方性知识如何在一个全球化语境中，改造自身的身份和界限问题。应该说，在实用领域中，“西方体系规训”与“地方性阻抗”之间的矛盾并非十分突出，冲突主要体现在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诠释上。

如就地方性医学而言，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者一直在与西方生物医学进行长期斗争，把地方性医学的解释限制在其文化传统之中，拒绝来自西方生物医学的解释，这是非西方社会一个较普遍的现象。这种对抗“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与身份”重塑的做法，固守其传统，不愿意或不能把他们的知识与现代科学范式相协调，通常就会受到“惩罚”，被逐出“科学”这一行业。他们只能孤立地进行工作或依附于某些边缘团体，或栖身于传统的“思辨哲学”之中。

地方性知识要融入全球化，就要解决所面临的科学化、全球化和产业化等问题，就必须获得现代科学的身份，进行实验验证，在国际学术界获得认同，在著名国际期刊发表论文，以获取“入门证”。而要做到这点，地方性知识就得“权宜性”地放弃传统文化的经典诠释，用西方实验科学的规范来进行研究，用西方现代科学术语和理论表征论文，否则，论文就会面临被拒的命运。这是由于西方现代科学与地方性知识处于明显不对称的权力和地位上。

就中医教育而言，传统太医署或太医院建筑中的术语——气、阴阳五行等，在现代化的中医药大学的教室中就被转译成“病毒”“遗传基因”这类现代生物医学的术语。我们应该鼓励地方性知识（如中医）研究人员在著名国际期刊发表论文，采用西方生物医学技术如核磁共振影像技术等去验证中医的有效性，权宜性地放弃阴阳五行基本理论，使西方生物医学和地方性医学之间的二分界限被打破，从而形成一种杂合型医学实践网络，创造性地把二者各自的成分转变成一种新型科学实践。

比如，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开展了关于针灸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科学实验，他们主要是利用磁共振成像技术，表明某个针灸点与大脑的可视区域之间的关联，相关研究成果也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这个案例研究至少表明这种新型的科学实践有两类杂合形式：一是研究人员杂合构成中有西方生物医学家，也有中医的针灸医生；二是实验杂合过程中将针灸现象、磁共振成像技术和神经理论（布罗德曼区）结合起来考虑。在这种新型的科学实践中，地方性知识得到了重塑，获得了新的科学身份。当然，即使这是不平等的转变，同样也存在着地方性知识对西方现代科学的改造，因为发达科学会在“不发达”的知识中获得了新内涵（如针灸）。这样，在全球化过程中，地方性知识同样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因此，在西方现代科学和地方性知识的文化相遇过程中，会产生一个杂合的主体，其身份也不再是纯粹的、单一的。西方科学在重塑各地方知识的同时，各地方知识也改造了西方科学。在当下，真正意义上“全球性科学”应是这种相互共塑的生成结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及现代转型研究”〈12&ZD114〉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