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将黑格尔哲学与人工智能研究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乃是所谓的“框架问题”：编程者该如何设计智能体，才能够使其在进行趋利避害的考量中，自动避免过多地涉及“不相关”的事项，并以此提高其整体行为效率呢？从语言哲学与逻辑哲学的角度看，该问题的真正的矛头指向乃是基于真值函项语义学的传统编程方式，因为这种编程方式的确无法完美地刻画出语义层面上的“相关性”与“不相关性”。而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此被引入的必要性也正体现于如下考量：从人工智能或认知科学的角度看，《逻辑学》所讨论的诸种范畴,其实就是智能体用以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相关性”指派时所必须依赖的工具箱。若进一步以《逻辑学》的“‘是’论”为主要分析对象，那黑格尔带给人工智能研究的启发就体现在：将作为系词的“是”联接与综合各种表象的统一功能拆分为不同的谓词，否则我们就难以避免陷入“如何周延地列举基本谓词”这一技术困境；黑格尔对于“变”这一范畴基本地位的强调，既批判了公理化进路的符号人工智能对于语境性变化的迟钝，也批判了人工神经元网络技术或深度学习技术用单纯的“映射法”回避跨语境推理的做法；黑格尔在“是—否—变”之间展开的辩证推理过程，并不能落实为某种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辩证逻辑”，而必须被理解为对于认知主体探索真理的基本步骤的一种概括。因此，与之能够相提并论的人工智能对应物，也并不是一阶谓词逻辑、贝叶斯网络或人工神经元网络，而是可以被图示化为“流程图”的某种宏观问题解决策略，譬如司马贺与纽埃尔的“通用问题求解器”所涉及的“目标—手段”进路。最后，从总体上看，将黑格尔的《逻辑学》在现代哲学语境中加以祛魅化的基本思路，便是卸载《逻辑学》研究的形而上学负担，将其视为某种纯粹的认知逻辑研究。而反过来说，在变更这种基本解释策略的前提下对于人工智能要素的引入，也为黑格尔式逻辑自身的工程学化实现提供了契机。

——《黑格尔“逻辑学”对人工智能的启示》，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06期

何文炯

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蓬勃发展，但社会保障领域资源依然不足且配置不尽合理，其在人群之间、项目之间配置失衡，社会保障相关服务供给效率不高。本文从国民社会保障权益、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效率和社会保障相关服务供给机制三个视角讨论社会保障资源配置问题，进而提出现阶段优化我国社会保障资源配置的若干重点，即完善社会保障项目体系，优化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控制和缩小群体间社会保障待遇差距，优化基本保障与补充保障的资源配置结构，开放社会保障相关服务市场，提高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专业化和智能化水平。

——《论中国社会保障资源优化配置》，载《社会保障评论》，2018年04期

苏中锋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避免合作研发中出现机会主义行为是实现合作研发目标的重要保证。本文关注合作研发的控制机制与机会主义行为的关系，以及合作研发伙伴间的技术差异和管理差异对该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契约控制和信任控制都可以减少合作研发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契约控制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抑制作用在技术差异和管理差异大时会被削弱，而信任控制的抑制作用在技术差异和管理差异大时会更加显著。本文识别出可以抑制合作研发中机会主义行为的要素，并丰富了对控制机制的价值和有效性的认识。同时，本文还可以指导企业针对合作研发伙伴间差异这一情境，设计控制机制来减少合作研发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促进合作研发目标的实现。

——《合作研发的控制机制与机会主义行为》，载《科学学研究》，2019年01期

姚荣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由于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独立性的理解差异，西方两大法系国家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法律规制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主要实行国家规制模式，倾向于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视为相对独立的（准）公共机构，并将其纳入公法规制的范畴。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则倾向于采用行业自律模式，通常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看作非营利性组织，并要求其遵守普通法上的一般义务。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法律规制，须恪守合法性逻辑促进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分类规制”。

——《西方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法律规制及其启示——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载《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