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

■杨靖

在对所谓“客观科学”的追求中扭曲了人性，迷失了自我——这是霍桑对科学至上观念最为峻切的反思：缺乏道德情感的理性活动是刻板、片面和危险的。对于内在世界而言，它将导致情感世界的萎缩，甚至败坏人性；对于外部世界而言，工具理性的肆虐无可避免地会引起事实和价值的分裂，不仅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随着人类对自己发明的科学技术的失控，可能导致一种新的奴役。霍桑最担心的是——用他的邻人梭罗的话说——即“人成为他所制作的工具的工具”。

美国十九世纪著名文学评论家亨利·詹姆斯曾将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与爱默生作过对比：爱默生是“拜火教”的信徒，善于发现光明；而霍桑则别具“猫眼”，惯于在黑暗中冷眼相看。确实，作家本人也承认他对人性中丑陋、邪恶的一面更感兴趣：善，时或有之；而恶，却无处不在。因此，唯有通过善恶分明的对照，才更有助于人认识自身的不足，在增进个人道德的同时，也能增益社会福祉。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在霍桑看来，很大程度上的确能改善生活，增进福祉，这是人类理性的胜利，也是培根“知识就是力量”最有力的证明。但问题是，除了理性，人还有情感需求，这种温情显然是冰冷的科学知识无法取代的；而且理性倘若不加以节制，很可能将人引向疯狂并最终导致人的覆亡。在他长达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霍桑不仅反复表达他对于“科学的忧思”，更进一步提出他的解决之道，即主张熔科学与人文于一炉的“新人文主义”。

《通天铁路》：

通向天堂，或地狱？

霍桑小说《通天铁路》是英国作家班扬名作《天路历程》的现代翻版。故事讽刺现代基督徒们利用科技手段，连朝圣都可以乘火车舒舒服服直抵天国城下，从而免却了昔日徒步之苦；香客们中途在“名利场”徘徊流连，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最后还可以登上现代化的汽轮横渡冥河——然而掌舵者却正是魔鬼本人——可见科技力量仍需道德伦理加以引导。

小说刻画的是一个充满理性精神的世界，人俨然已成为世界中心，成为自然的尺度和主宰。通天铁路的修建就是人类主体意识的充分扩展，也是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胜利的体现。人们深信科学技术可以带人通往“天城”，并深信“名利城”那样的繁华城市就是理想的“天城”。与此同时，“什么伦理学、法国哲学、德国理性主义；什么小册子、布道文、现代牧师的大作、柏拉图、孔夫子、印度哲人的文论”等统统被抛入泥潭，或付之一炬。尽管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曾充满激情地宣布：“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但他的著作仍不免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因为“天城”的人们自信他们并不需要哲学家倡导的人文精神。

当然，这种盲目乐观所造成的后果也触目惊心：与工业文明、科技理性的过分崇拜相伴的是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人类美好家园的丧失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对立和相互残害。人类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宰割自然、掠夺自然，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殊不知自己却被从自然中异化出来，被挤到了世界的边缘，甚至濒临物种灭绝的险境。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疯狂的科技发展到底是将人类引向“天城”，还是“地狱”？

在霍桑笔下，“天城”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已染上商业色彩，演变为功利性的活动，“王子、总统、诗人、将军、艺术家、演员、慈善家——全都在名利场摆摊经营”。在这样充满工具理性的社会中，人们追逐的是资本、利润与功利。于是社会生活呈现的只有“技术的面孔”“理性的面孔”和“经济的面孔”，而缺少正常社会应有的神话、节庆、舞蹈、歌唱、迷狂、放纵等活动。此乃理性与感性、物质与精神相对立、相抗衡的结果，它造就的必定是马尔库塞所谓的“单面人”。这也是霍桑对科学最大的隐忧。

《拉帕其尼的女儿》：

冰冷的科学与人性温情

十九世纪的美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人们为科技发明和创新而欢呼雀跃，但霍桑却敏锐地洞察到科技福音背后的“玄机”：如果人类盲目追求科技发展而漠视情感需求和心灵存在，那科学技术终将堕落为魔鬼的帮凶——像被打开的“潘多拉宝盒”，或玛丽·雪莱笔下的“弗兰肯斯坦”——人类也终将受控于自己的创造物而不得解脱。

小说《拉帕其尼的女儿》中的拉帕其尼医生，精心培育出各种毒花毒草，以这些花草的芳香熏陶自己的亲生女儿，使其浑身充满毒素，能令鲜花枯萎、昆虫丧命。这也是一幅很典型的现代科学家画像——医生代表着理性与客观，他绝不允许主观情感妨碍他的科学追求。在他眼中，园中的奇花异草只是他的研究对象，他精心培植它们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控制并利用它们——他对待女儿的态度也一样。用他的同行巴格里奥尼的话来说，“他的确是位真正的科学家，连自己的心也像在蒸馏器里经过提纯一样……只要能给他巨大的知识积累再增加哪怕一粒芥子，他情愿牺牲人的生命，包括他自己的生命，或者任何他最亲爱的人的生命”。

正如评论家指出的那样，霍桑笔下拉帕其尼医生的问题在于——“他对科学的关心远远胜过对人类的关心。他对病人的兴趣仅仅是把他们当作某种新奇实验的对象”。惟其如此，与之接触的人和物都成为他征服自然过程中的牺牲品。他自以为客观公正，事实上却极度自私且冷酷无情。他自称从事科学研究是为了“让人怕”——是为保护女儿长大后“不受侵犯”，并且为了这一目的而不择手段，置人性于不顾，视亲情为羁绊。由此在对所谓“客观科学”的追求中扭曲了人性，迷失了自我——这也是霍桑对科学至上观念最为峻切的反思：缺乏道德情感的理性活动是刻板、片面和危险的。对于内在世界而言，它将导致情感世界的萎缩，甚至败坏人性；对于外部世界而言，工具理性的肆虐无可避免地会引起事实和价值的分裂，不仅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随着人类对自己发明的科学技术的失控，可能导致一种新的奴役。霍桑最担心的是——用他的邻人梭罗的话说——“人成为他所制作的工具的工具”。

众所周知，霍桑虽深居简出，但一向密切关注社会风气与人情的的变迁。通过这篇小说，人们不难看出霍桑对当时新英格兰地区医学改革和医学流派争斗的思考。

批评家普遍认为，小说《拉帕其尼的女儿》“把从但丁、奥维德、印度文学的研究，文艺复兴的肖像研究，隐秘的本体论知识以及毒药学研究那里借鉴来的东西全都糅合在了一起”——堪称是科学与文学文本相结合的范例。霍桑在小说中不仅展示出丰富的医学知识，更表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他采用寓言体，从道德层面抨击医学流派之争，认为这是戕害无辜生命的元凶。小说中所谓的医学权威巴格里奥尼，冷酷自私，缺乏道德同情和人性温情。在霍桑看来，他才是杀害“拉帕其尼的女儿”贝雅特丽丝的罪魁祸首。

《福谷传奇》：

宗教、科学与人文关怀

《福谷传奇》是霍桑根据早年参加“布鲁克农庄”的生活经历改写而成。这一乌托邦社会改造计划历时四年，最后仍不免以失败告终，其中对时髦科技的追捧和盲从等经验教训极为惨痛。照霍桑本人的说法，这是一个沉渣泛起的时代，因为许多过去被斥为垃圾的学说，如今又被冠以“科学”的名号登台亮相，摇身一变成为“真理与进步的化身”。所谓引领潮流的改革者——在小说中大多以催眠师的面目出现——他们“都把自己的想象力强加给世界，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造这个世界”。女主人公芝诺比娅的丈夫是职业催眠师，小说叙述者卡佛戴尔虽然害怕催眠术，但他能“像催眠师一样随意地去窥探人的内心”，而书中的改革家霍灵斯沃斯则凭借其“卡里斯玛”拥有大批追随者和崇拜者（比如甘愿被催眠、被奴役的美少女普莉希拉）。

在霍桑笔下，掌握催眠术的改革家承诺给人们一个救赎和新生的契机，并使人们相信通过普遍的个体救赎可以实现整个社会的改革计划。这一理念与“福谷”这座乌托邦农庄的宗旨基本吻合，因此，它在福谷盛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尽管这一法术短期内能够取得成功，但长远来看，它对个人身心的戕害却是难以修复、难以弥补的。因此不论是从道德人性还是从科学角度出发，霍桑对这种伪科学一向都抱持深恶痛绝的态度；在介绍“戴面纱的女士”时，故事的叙述者就将催眠术称作是“骗术”。而人一旦中招，“个人的灵魂就会当真消失，我们现在生活中的一切甜美和纯净的东西都会堕落，人类永恒职责的概念会变得可笑，不朽的就会立即化为乌有”。在小说家看来，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它的伪科学或欺骗性，而在于催眠术对他人意识和精神的操纵作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情感和意志的神奇控制”，是对“个人灵魂的侵犯”，是一种令人发指的“现代巫术”。

对霍桑极为推崇的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经验之种种》（1902）一书中，曾列出两种对立的宗教情绪：一种人认为人人有罪，同时自身也背负沉重的罪恶感；另一种人认为人天性完善，所以任何罪恶都属于变态或疾病的表现，能够而且必须加以“治疗”或改造。对此詹姆斯半戏谑地说：无论从前怎样，至少目前，这两类人中，后者更不宽容。而作家霍桑在《福谷传奇》（以及《海德格医生的实验》《美的艺术家》《地球大燔祭》）等作品中针砭的，恰好是后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社会改革家和盲目崇信科技力量的科学家。作家相信，后者才是人类社会灾难的根源；而霍桑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则是理智与情感、科技与人性的有机结合。

在这一点上，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与霍桑堪称隔代知己。萨顿曾指出，科学家对科技的高度专注往往致使他们的精神对人性完全忽略，甚至变得麻木不仁，缺乏温情。由此，他在《科学史导论》一书中倡导“一种新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其核心是尊重人性，其理论基础是人性论。这种新文化关注的是人的感官、情感和潜能，关注人灵魂的净化和思想的提升。相对于启蒙运动以来被讴歌的科学和理性，这种新文化更注重人的价值与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新人文主义便是C.P.斯诺在《两种文化与科学变革》（1959）中所倡导的科学与人文的融合。这不仅是与小说家霍桑相隔一个世纪的科学家斯诺的理想，也应当是二十一世纪全人类的共同理想。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康科德作家群研究”〈17BWW052〉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韩天琪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