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正春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18、19世纪的英国议会圈地是一次大规模的土地权利重新配置过程。议会圈地后，私人土地产权基本得到确立。在议会圈地中，土地权利受到侵犯的民众进行了持久的抵抗。民众的抵抗贯穿议会圈地的整个过程之中：围绕圈地议案的出台进行地方抵抗；围绕圈地法案的出台进行议会请愿；圈地过程中采取暴力反抗。土地权利的补偿、合法反抗渠道的畅通、圈地委员会对民众利益冲突的协调，使民众的抵抗以合法形式为主，暴力反抗的规模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民众的抵抗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维护自身权利的作用。

——《英国议会圈地与民众的抵抗逻辑》，载《历史研究》，2019年04期

刘盛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英国华威大学的工程教育在设置灵活的课程模块，构建跨学科实践课程体系；面向产业，全面打造“合作—体验”学习平台；依托跨学科组织，建立工程教育共同体；校企协同育人，定制满足企业需求的工程人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国高校在新工科教育实践中，应面向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设置跨学科的新工科专业，构建新工科培养人才需要的教学体系，积极吸纳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以促进新工科的持续发展。

——《英国华威大学工程教育的经验与启示》，载《高等教育研究》，2019年09期

向燕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言及“历史编纂学”，人们总会联想到与之对应的英文“historiography”。一般也是如此对应翻译。但这种以主要意谓“史学”或“史学史”的“historiography”，去界定和理解中国语境下历史“编纂”之学存在很大问题。语义分析表明，中文“编纂”所指的是单纯的文本编织组织，而没有“historiography”的意指。中文所谓“编纂”，是对国家执掌管理、整理档案文献职能的史官组织历史文本行为的描述。这种“编纂”的性质，决定了中国传统史学文本的以连缀组织已有文献为主的生产方式，而史官的官僚性，也决定了文本组织的立场和视角的国家性，决定了反映内容的社会性和整体性，决定了其对于政治实体的治乱兴衰，以及为容纳多重内容而追求的文本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与此不同的西方史学，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属于个人行为，没有被纳入到国家的职能之中，所专注的焦点多局限于个人或亲历或传闻的诸如战争等重大事件，关注的是人性的善与恶，导致在组织文本时，不太考虑社会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更注意表现事件的线性过程和事件的情节。因而，在西方史学中，与历史（history）一起组合使用来表示文本历史的，一般采用narrative或writing，如history narrative，或history writing等。“编纂”一词的分析，或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中西史学文化上所存在的差异。

——《说历史编纂学:一个中西史学文化比较的立场》，载《史学史研究》，2019年03期

宋剑华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新文学以“自然人”为表现形式，去追求“自我”与“自由”的人生理念，的确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步。但是，这种绝对的“自我”与“自由”，又直接动摇了传统文化的伦理关系，使人的行为变成了无序性。一旦“自我”凌驾于社会之上，并脱离了社会道德规范的节制，那么“自我”与社会之间便会形成对立，并最终因其无法生存，而陷入思想上的困惑与迷茫。新文学对于“个性解放”从盲目乐观到理性思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认识过程，其所留下的诸多经验和教训，很值得我们去认真地加以总结。

——《“自我”的悖论——论新文学“个性解放”的伦理问题》，载《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04期

姬志闯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纵观各种古典实用主义谱系，无论是由路径线索上的“历史和逻辑”断裂所导致的“谱系整体性和融贯性”缺失，还是由谱系描述的多样甚至冲突而带来的“身份统一和认同困难”，都让我们不得不回到并重新面对“古典实用主义的谱系何以可能”这个原点问题。基于回应这一问题的旨趣，本文在考察古典实用主义的谱系困境及其根源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一个“自然主义”的谱系构想，并以“实用主义准则”为线索实现了对古典实用主义的谱系重构。这不仅回答了实用主义的“古典”谱系“何以可能”的问题，也为“后古典”乃至整个实用主义的谱系建构提供了可行路径。

——《古典实用主义的谱系何以可能?—— 一个基于“实用主义准则”的“自然主义”构想》，载《哲学动态》，2019年09期

栏目主持：  韩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