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文

本书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不善于替子孙未雨绸缪，喜欢立竿见影的绩效和能够赢得选举的口号，这种短平快的思想对于生态环境治理是极为不利的。

《气候改变世界》，[美]布莱恩·费根著，天地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

当前，从气象、生态和环境的角度探索昨日世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显学。新近出版的《气候改变世界》一书，从全球的宏观尺度，探讨气候变化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人类社会对气候的作用，读来令人深思。

本书作者费根是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士、世界知名考古学家，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教授，他长期围绕气候环境与人类历史从事研究，出版了20多部著作，除了本书之外，还有《小冰河时代》《圣婴与文明兴衰：洪水、饥馑与帝王》《漫长的夏天：气候如何改变人类文明》等等。

《气候改变世界》从历史、生态、环境、文明四个视角，进行叠加式的分析和叙事，若作者没有广博的知识积累，是没有勇气开展这种交叉性研究的。为了撰写本书，作者查阅了大量可靠的历史文献，叙述的触角覆盖了全球。当然，气候与人类历史的书写，其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关键障碍是古代气候记录是不完整的，零星地散布在各种文字中。

针对气候与文明的叙述，作者并没有面面俱到“撒胡椒面”，而是突出重点，针对世界古代历史上重要的气候变迁进行破题。全书分为“历史上的大暖化”“暖化时期”“超级大旱时期”“水山的统治者”“黄河之水”等13个篇章。每个篇章中，作者先感性地讲述历史上的气候事件，然后引经据典、用相关数据进行理性研究，最后亮明自己的态度。

在科技落后的古代农耕社会，气候变化直接决定了庄稼收成。风调雨顺的年辰，谷物丰收，人们丰衣足食，社会太平。而在暴雨成灾或者干旱的年份，农业种植就没有好运气了。恶劣气候变化带来系列问题：人们填不饱肚子，继而社会躁动，最后国家统治动摇。气候变化影响了农业发展，而农业又关乎人们的生存。所以，在古代社会里“靠天吃饭”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翻看历史我们不难看到：但凡在气候异常的年代，特别是北方严寒加剧的时候，北方的游牧部落生存受到威胁，他们就会朝温润的南方“开拔”，寻找生存的出路。比如西方蛮族与古希腊罗马的战争、北方匈奴与汉朝的博弈，深深地影响了世界历史走向。

笔者虽然不是“气候决定论”的主张者，但是对于气候影响、推动世界的发展持肯定态度。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崛起和气候变化有着直接联系，分别依仗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恒河、黄河和长江而兴起。然而，除了中国古代文明依然延续之外，其他三大文明古国纷纷走向衰落。究其原因，无一例外就是气候越来越干燥、雨水严重不足，文明走向没落，无数城池成为废墟。当然，还有经济、战争等因素，可气候变化是主要“操盘手”。

那么，改变气候的原因何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当前没有标准答案。笔者认为，人为的要素至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古代世界中富庶的国家，伴随经济的发展，人口也急剧增长，同时对自然的索取也更加频繁。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的黄河两岸，肥沃的土地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一千多年前，在陕西、山西、河南的黄河流域，可以随处见到大象、老虎、狮子这些大型哺乳动物。这些动物对气候、食物都极为挑剔。但是气候变得异常后，黄河沿岸水土流失，以大象为代表的动物不断朝南迁徙，有的消失在历史深处，而缓缓前行的大象，退缩到了云南西双版纳的丛林中。对此，英国著名学者伊懋可在生态史专著《大象的退却》（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中有过详细的剖析。这也表明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后果，是全方位和全覆盖的。

《气候改变世界》一书中，作者探讨古代世界气候变化时，并没有忽略中国。他在第十二章“黄河之水”中，分析了黄河流域气候与自然变迁的若干议题。书中认为，唐朝是中国最为强盛的朝代，过半的中国人生活在黄河流域。而唐朝走向衰落和气候变化有直接关联。书中指出，盛世唐朝，黄河流域由于树木乱砍滥伐，水土流失严重，加上雨量的减少，农民收成递减，加上沉重的税赋，饥肠辘辘的农民揭竿而起，这直接加剧了唐朝的分崩离析。历代以来，黄河的气候环境受到格外的重视。这些年来，科学保护黄河环境、恢复黄河生态成为社会治理的重点。只要持之以恒地在环境生态方面发力，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将来一定会回归本来的样态。

书中，作者主要探讨中世纪（9—14世纪）气候变迁所造成的人类生活的历史事实，还把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特长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次，书中也明确地传递出这样的信号：理解气候变迁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需要气候学家、地质学家、地理学家、人口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通力合作，这表明只有科际整合的研究模式才能对人类社会文化的演进过程提供更深入的认识。

至于气候变迁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也许有人认为这过于悲观，老天爷是公平的，风水总是轮流转，就好比中世纪的暖化或者近半世纪的厄尔尼诺现象，并非全世界同一时间一起遭受气候变迁引起的自然灾害。情况也许是这样，可应该严肃面对的是：全球自然资源的分配应该建立在以整体人类社会共享、共存和共荣的精神的层面来考量。否则，就如书中所言：“未来几个世纪的战争，不是为无意义的民族主义、宗教或者民主原则而战，而是为水资源大打出手。”本书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不善于替子孙未雨绸缪，喜欢立竿见影的绩效和能够赢得选举的口号，这种短平快的思想对于生态环境治理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应该庆幸的是，对于打赢“蓝天保卫战”“污染防治战”等等，现在不论是从政策法规到付诸行动，都动了真格。

另一方面，本书提醒我们：历史见证“人定胜天”只能作为激励人类意识的期许。至于人类永续保护环境的办法，作者并没有接地气的“招数”，毕竟他只是一个学者，而非环境保护的实践者。

伴随着科技的跃升，现在对于气候变化的各种数值做到了精确统计和分析，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懈怠自然、藐视气候。如果不善待环境和气候，那么在严重的气候灾难面前，我们依然束手无策。本书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人类尽管不能决定气候变化，但是人类能影响气候变化。若这种影响是有利的，将对人类繁衍和文明发展意义深远；反之，酿造的苦果将由人类自身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