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志宏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如何看待认知的合理性并为其建构可靠的基础与根据，是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一直探寻的主要问题。笛卡尔和洛克通过知识之可靠性根据的建构，在现代早期重启了认知合理性问题的讨论。洛克认为他的目的是要“探究人类知识的起源、确定性和范围”以及“信念、意见和赞同”的“根据与程度”。他首先界定了知识的范围、类型和产生的途径，并在辨析“理性”与“信仰”、“确定性”与“可能性”等概念的基础上，对信念是否具有可靠的“根据与程度”进行了批判性解释与说明。在他看来，“知识”应具有可靠的经验基础和证据基础，体现出以理性为原则的确定性和清晰性；而“信念”表现的是以信任为导向的赞同，缺乏“知识”所应有的确定性根据与理性证据。相对于“知识”的确定性，“信念”所具有的只是一种可能性。为了规范和调节信念，洛克以理性为基础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命题类型，并对它们的命题性质进行了说明。洛克认为理性不仅是人类获得确定性知识的基本途径，也是人们衡量信念之根据与可靠程度的主要手段。他希望引进一种广义的证据原则、一种合理地持有信念的证据原则；也就是说，一个信念无论是否能够得到可靠的证据来证明，它起码应该具有一定的根据，成为人们合理地持有它的保证。他在信念问题的讨论中所引进的理性的证据原则和调节原则、他所倡导的信念合理性的证据之维以及包含在其中的伦理之维的主张，都成为现当代宗教哲学有关认知合理性问题讨论中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源泉。

——《洛克的证据原则及其认知合理性意义》，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5期

黄修己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甲午论”，把现代文学的起点从“五四”向前推移了近30年。其立论的根据是1887年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定稿、1890年陈季同在法国发表法文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和1892年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在《申报》附刊《海上奇书》连载。然而现代文学的诞生、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实现，必然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出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思想特征的标志性事件或作品，能够代表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并随之出现新的文学局面，开辟出新的文学时期。“甲午论”提供的证据，只能说是一种量变的现象，是在旧文学体系中出现的个别新因素，显然尚未达到质变。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主张“人的文学”，实现了思想、文化从旧到新的质变，才是现代文学的起点，鲁迅的《狂人日记》才是现代文学开端的标志。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何时？》，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5期

李景林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后儒对荀子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性恶论”。荀子论人性的结构，强调人的实存活动及其情欲要求必受制于心知及其抉择之支配，据“心之所可”以规定其实现的途径与行为的原则，由之而获得其正面（善）或负面（非善或恶）的道德价值和意义，而非直接现成地顺自然而行。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而言“性恶”，其实质是强调人性中本无“现成的善”，而非言人性中具有“实质的恶”。荀子善言“类”，以为人之类性及理或道规定了其存在之终极目的，故人作为一个“类”的存在，本内在地具有一种自身趋赴于善的逻辑必然性或目的论意义之善性。是以其在政治上并未导致外在强制之说，在道德上亦主张自力成德，而未导致他力的救赎说。其政治伦理哲学的体系，亦由此而获得了一种终始相扣的理论自洽性。人的实存“从心之所可”的人性结构论与目的论的善性说，共同构成了荀子人性论学说的整体内涵。

——《人性的结构与目的论善性——荀子人性论再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