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

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郑振铎在多方面作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贡献。他是著名文学家、文物学家、文献学家、社会活动家，更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郑振铎最初只是希望自己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但是，当国家需要时，他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贡献给社会和人民。这是最值得称道的地方，被誉为“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

1958年10月8日，郑振铎参加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学术批判会，并准备了一篇发言稿，文章回顾了自己幼年时的读书情况，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变化，同时说到自己“研究文学是半路出家，没有系统的研究”，惟其如此，有自己的特点，概括而言，有五个方面：

一是“有不少封建文人的文学批评观点”，有好有不好。

二是介绍新观点，“那就是泰纳的英国文学史的观点，强调时代影响。Cowl，还有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受英国人莫尔干（Mrogan）的‘文学进化论’的影响。还受安德路·莱恩（Andrew lang）的民俗学的影响，认为许多故事是在各国共同的基础上产生的。”

三是“强调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把很多东西都看作外国的。例如：我认为送子观音是受圣母像的影响；说释迦牟尼的脸是希腊人的脸，还认为唱戏的人在舞台上穿的厚底靴和戴的面具也是受希腊悲剧的影响。我特别强调印度的影响，说变文是一切近代文学的祖先，把有唱有说的认为都是变文的影响”。

四是“喜欢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五是“把劳动人民的作品和皇帝的作品混在一起谈，没有分清。这主要表现在对待六朝的诗歌论述中”。

在当时，作者是在认真地反省自己一生文学研究的过失。今天看来，这些话又似正话反说，不仅很好地概括了他的文学理念和研究实践，而且，其中一些重要思想，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不过时，甚至依然还是热门话题。

郑振铎的文学理想

郑振铎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从此，他的文学思想发生重要变化。

1920年11月，年仅22岁的郑振铎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第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并起草《文学研究会简章》，将文学艺术当作一种事业，要为人生、为社会、为大众服务。

1922年，年仅24岁的郑振铎就提出“文学的统一观”问题，倡导世界文学观念。他认为以前的文学研究都是片段、局部的，知道一个人的文学，却不知道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知道一个时代的文学，却不知道它的前面当代来源和后来的结果；知道一个地方的文学，却不知道它与别的地方的关系，它所影响于别人，或是它所受于人的影响；知道一种文学却不知道其它文学的详细。如此，研究文学的人，对于文学不能有全体的统一的观念。他发现，文学是世界人类的精神与情绪的反映；虽因地域的差别，其派别、色彩略有浓淡与疏密之不同。然其不同之程度，固远不如其相同之程度。因为人类虽相隔至远，虽面色不同，而其精神与情绪竟是几乎完全无异的。因此，研究文学与一切科学、哲学一样，不能分国单独研究，或分时代单独研究。研究中国文学，就必须把她放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去观察和比较。

1922年，郑振铎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一文中指出，清理中国文学，除了要有文学统一的观察外，还需要用比较和归纳的方法。在《文学大纲》中，面对着东西方文学在中世纪的巨大反差，郑振铎依然“喜欢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试图回答这样一个宏阔的问题。

郑振铎重视文学比较的意义，却不主张用比较文学这个概念，他认为，取一片一段的文学作比较，还不是文学的整体研究。后来，他逐渐修订自己的看法，由文学进入历史学，进入考古学，在多学科比较中，看到了比较文学的意义。

在战火中抢救珍贵典籍

郑振铎的笔名有几十个，其中“西谛”因为多用于书目编纂而为世人熟知，说明这个笔名与他的藏书、著书密切相关。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特别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为抢救民族文献，他不再局限于个人研究的兴趣，而是对于重要文献几乎“有见必收，收得必随作题记”，留下大量题跋书话。

西谛爱书，用他自己的话说，“爱得弗得了”。

他的庋藏有深厚的目录学作基础，故自成系统。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是藏书家，也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他之所以收藏古书，首先是为着自己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譬如他所醉心的戏曲、小说、弹词、宝卷、大鼓词和明清版的插图等文献，当时可谓举世轻忽，因而图书馆里所藏甚少。他只能采取“人弃我取”的办法。从这些通俗读物中，他不仅仅看到市井风情，还看到了当时还不为学界关注的新的亮点。

西谛爱学问，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为己之学，一是为人之学。

为己之学，始于目录学，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目录学。在他看来，研治目录版本，不过是进入学术殿堂的一条有效途径，而非目的。他曾以鲁迅的辑佚工作为例作了说明。他说，鲁迅生平最看重学问，却看不起那些近似不食人间烟火的“校勘家”“目录家”，因为他们所致力的不是“学问”本身，而是为 “书”所奴役，是无目的的工作。他在《中国文学研究者向哪里去》一文中说：“过去的许多中国文学的研究著作，大都只是述而不作，没有发现过什么新意，或什么新的问题。年谱、传记都不过是‘生材料，’只是掇拾些东鳞西爪的史料，用最省力的方法，排比之、重写之而已。恹恹无生气的，读之并不感到一点的兴奋或有所得。”显然，在郑振铎心目中，所谓“新”，就是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境界；文学艺术要有人，有社会，有鲜活的时代脉搏的跃动。在当时，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那些所谓精致的小品、庙堂文学，无病呻吟，装腔作势，没有生命力。1934年6月2日，鲁迅致郑振铎信说：“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之被人诟病，实因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随起。总之，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其实，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对此，郑振铎深表赞同。

从西谛一生治学业绩来看，进入学术领域最基本的要素不外乎两点：一是用功，二是用心。西谛先生的用功，确乎超出常人想象。在他短暂的六十年生涯中，举凡文学创作、编辑刊物、搜书编书，还有那么多的社会活动，成果累累，没有超常的毅力，很难做到。

当然，西谛先生的藏书与治学，还不仅仅是为自己、为他人，更是为祖国、为民族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为“孤岛”，许多保存重要民族文献的图书馆、藏书楼惨遭日军轰炸。看到自己民族文献被焚毁在家园、被盗运到国外，西谛先生痛心疾首，发愤要存亡继绝，“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1940年1月，郑振铎与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等人发起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利用中英庚款开展购书事宜。先后购得刘氏玉海堂（元刻200册）、郑氏群碧楼（3100余册）、邓氏风雨楼（750余种9000余册）、张氏蕴辉斋、海盐张氏、武进陶氏、南浔张氏适园（1000余种，多为黄丕烈藏书）、刘氏嘉业堂（明刻1200余种）等著名藏书家的珍藏。郑振铎为收书还专门刻了两枚图章，一为“不薄今人爱古人”，一为“书生本色”。

从1940年春到1941年冬，共征集善本古籍多达3800余种，1.8万册。其中，宋元刊本就达300余种。

为让更多的珍贵古籍入藏公家，既改善保存条件，又更好地发挥其作用，郑振铎先生积极与各藏书家联系，劝说他们将藏书捐让国家。根据国家图书馆采访档案，瞿氏铁琴铜剑楼、天津周叔弢、苏州吴梅后人、常熟翁氏等著名藏书家或其后人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向国家捐赠了大批的珍贵文献。这些捐赠的珍贵古籍文献，郑振铎先生都要求拨交给北京图书馆。因此，建国初期，北京图书馆的善本藏书量增长迅速。到1949年，积四十年努力，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图书总量不过13万册。而到十年后的1959年，“现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珍贵的古代写本和刻本已经有22万余册”。国家图书馆如今能够拥有宏富的善本馆藏，与郑振铎先生所作的贡献密不可分。

西谛先生因公殉职后，他家人遵照遗愿，将他一生收藏的中文线装书和外文书全部捐给北京图书馆。爱书、爱学问与爱祖国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正是在危难之中抢救了这些民族典籍，为祖国和人民保留了丰富的文献。生活在和平时期，我们摩娑着这些历经千百年而留存至今的民族文献，不能不对西谛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

开创文学研究事业新局面

1952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前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郑振铎受命筹建文学研究所。就像三十年前成立文学研究会一样，从1952年筹备到1958年离世，在何其芳的协助下，郑振铎积极制定工作计划，组织系统研究，为文学研究所的创办发展，为中国文学研究事业付出大量心血。

当时，他兼任文学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所长，首要任务就是延揽人才。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科研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来自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如何其芳、沙汀、陈荒煤、杨思仲（陈涌）、吴伯箫、毛星、朱寨、蓝天、井岩盾、卞之琳、曹葆华等。第二是来自高校或相关机构，如钱钟书、余冠英、孙楷第、王伯祥等。第三是当年毕业的大学生，如曹道衡、樊骏以及稍后进所的邓绍基、陈毓罴、刘世德、张炯等。我们从一些资料看到，为加强文学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的学术力量，郑振铎、何其芳等竭尽全力吸引人才。清华大学外文系钱钟书、罗大冈，中文系余冠英，北京大学中文系俞平伯、孙楷第等知名教授，上海的王伯祥，天津的范宁（原在天津师范学院任副教授、教研室主任），还有吴晓铃、力扬（原在马列学院教语文）等先后调入文学研究所。读郑振铎《致唐弢》《致夏鼐》等信，劝说二人来京工作，殷勤备至。如致夏鼐：“弟生平不惯做行政事。但今日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民族，也不能不努力的作些事。且既做了，则必须做好。”

第二项重要工作是图书资料建设。郑振铎嗜书如命，用他自己的话说，“爱得弗得了。”最初，他只是出于个人兴趣和责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抢救古籍，视图书为国家珍宝。文学研究所成立时，他把图书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强调“以专为主，精中求全”。据《王伯祥日记》1953年4月16日载：“接西谛书，送到张约园捐赠书目两册，嘱为文学研究所挑留若干。圈识之并转平伯再选之。”翌年，张寿镛后人张芝联（北京大学教授）将约园两千余种藏书售予文学研究所，奠定了文学研究所图书馆古籍收藏的基础。

1957年，郑振铎建议成立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请钱钟书担任主任，委员如吴晓铃、范宁、汪蔚林等，都是古籍研究的行家里手。他们积极购书，为文学研究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经过不断扩展，目前藏书已达16万册。其内容除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宗教方面图书之外，主要为文学类，以宋元刊本、明清小说和清代诗文集以及弹词、宝卷等为四大亮点。2008年，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郑振铎、何其芳那一代学者的高瞻远瞩。郑振铎不仅注重文学研究所的古籍收藏，在他的积极推动下，还成立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统筹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第三项重要任务是制定详尽的科研规划并付诸实施。文学研究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这是郑振铎年轻时的理想追求。但他知道，这种服务一定要建立在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

在郑振铎为文学研究所制定的科研规划中，文学研究有三个重点发展方向：一是文学史（古代、现代、当代）研究方向，二是中外文学理论研究方向，三是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方向。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一直为郑振铎所关注，也是何其芳的兴趣所在。在他的理想中，文学史不仅要打通古今，包含各种文体，更要展现中华多民族文学的辉煌。在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译介方面，郑振铎、何其芳很早就制定计划，系统翻译介绍希腊戏剧、易卜生戏剧、莎士比亚戏剧、莫里哀戏剧以及英国、法国、俄国的小说、诗歌等作品，为中国读者认识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

第四项重要工作是文学普及工作。1953年10月21日，郑振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做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而努力》，论述了文学普及工作的意义及其难度。他认为，做好古典文学注释必须经过三个步骤：首先广泛搜集异本，掌握丰富的版本知识，辨明是非；第二是把异本加以整理，去妄存真；第三是注释文辞，理解内容。可见，古籍整理与普及工作，对参与者有很高的要求，深厚的学养、细致的态度、长期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

最初，郑振铎希望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不愿浪费时间。他在《蛰居散记·忆愈之》中说：“我从来不大预问外事，也最怕开会。”但是，当民族危难来临时，当国家工作需要时，他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民族文话·自序》中说：“每一个人，都应为‘大我’而牺牲‘小我’。成功不必‘自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人有此信念，民族乃得永生。”用学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说易行难，但郑振铎做到了这一点。胡愈之《哭振铎》说：“你的雄心是要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松懈你的干劲。在文学工作中，你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你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但是更值得怀念的是你的爱国主义热情，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和正义感。”而这，正是郑振铎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