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慕兰

技术转移实际上是经济领域的一个活动，是一种商业交易活动。既然是商业交易活动就涉及到产权问题，不管这个产权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交易本身就是所有权和拥有权的交换。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在技术转移过程中都要涉及两个资产，一个是带有公共资产性质的资产，比如公共技术、大学科研成果；另一个就是私营领域的资产。由于在国外这两种资产的界定非常明确，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之间的交换被以法律法规的方式确定下来，使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对单纯一些。

另外，在国外私营企业内部也有创新，这就涉及到出资人、老板和技术人员之间产权关系的界定。因为技术转移和技术人员确确实实是一体的，也就是说技术转移的效益是和技术人员密切相关的。

美国创造了股权激励、期权这样一种产权方式，解决了出资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产权关系，解决了技术转化、技术变成商品时如何能够提高效率的问题。美国政府投资形成的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已通过法律形式将其确定下来，企业技术人员和投资人之间通过股权激励、期权的方式也将相应的产权关系确定下来。

比如，《拜杜法案》被认为是美国国会在过去半个世纪通过的最具鼓舞力的科技法案。《拜杜法案》主要是以大学、小企业和非营利研究机构为规范客体，允许大学和非营利研究机构对政府资助所取得的研发成果拥有知识产权，并可以专有或者非专有方式授权给企业，进行技术转移。

在《拜杜法案》里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条款，这就是“政府介入权”（March-in rights）。如果取得研发成果的非营利研发机构，对该成果不积极进行技术转移，美国联邦政府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可将该成果所有权收回并授权予他人。尽管多年来这一条款从未实际应用过，但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大学等非营利研发机构头上，促使他们积极地对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成果进行技术转移。

《拜杜法案》的意义在于把所有在政府支持和帮助下完成的发明和发现从大学和实验室里解放了出来。可以说，《拜杜法案》是美国科技政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美国国家专利战略上的一场革命。如果没有这项法案的颁布实施，就没有美国今天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的繁荣局面。

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建立自己相应的法律体系时遇到了难题，我们的股权资产和经营资产具有自己的独特性。经过多年的摸索，我们在国有资产的有形资产交易中走出了一条路，比如现在国有资产的有形资产交易必须要挂牌经营、竞价销售，要通过指定的交易市场去实现其交易过程。

不仅如此，我们也开始对一些经营者和国有资产的关系，也就是经营者收购国有资产的行为给予关注，并做了某些方面的规定。也就是说国有经营性资产的有形资产交易规则正处在一个探索和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但无形资产或者说技术资产的交易，目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这使我们在进行技术交易过程中，特别是大专院校及科研院所在进行技术交易过程中，碰到了产权处理的难题。

技术转移实际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问题，这个技术转移的成功案例和那个技术转移的失败案例有诸多不同因素。中关村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在探讨鼓励科技人员技术转移的激励机制，但激励机制必须符合国家对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实际上这些政策激励机制与非常个性化的技术转移问题相矛盾，有些问题是需要个案处理的。

怎么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需要政府认真深入研究，否则可能我们一纸激励文件下去，并不能解决企业所要解决的问题。如清华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它虽然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机构，但是其人员、最初的出资人都是国有资产。如何对国有资本的经营者给予激励？我认为在整个技术转移过程中，专业化的转移中介人员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包括科技人员及企业的经营决策者，他们需要得到应得的激励，比如，给予明确的股权激励，让他们的利益与创业企业绑在一起。

回顾这些年来我国在技术转移领域的探索，不难发现，我国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转移机构在借鉴和学习欧洲的经验，但欧洲的技术创新能力又较美国弱些，究其原因是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很少专门设立技术转移机构，美国的技术转移往往通过创业来实现。

创业是实现技术转移的有效途径。首先，每个技术转移项目都是个案，因为技术供给方和承接方不同，导致技术转移没有统一的标准。其次，技术转移具有不确定性，技术转移的过程和结果都是不确定的。再次是技术转移不能解决技术定价问题，而创业不仅可以内化交易成本，也有效地承接了技术拥有人作为定价主体的风险。

（作者系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特聘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