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磊

【“地标是潜在的‘说书人’，它承载着传说与故事，在阐明地域的时代演进中，见证了地标建筑的技术与艺术发展。”】

城市的美好在其特色，而城市特色包括标志性建筑与城市“底色”：人们认识老北京，除了天安门、故宫、北海白塔等外，主要还有胡同和四合院大量“底色”的居住空间文化；认知老上海，除了国际饭店、跑马厅、百乐门等，更离不开它的里弄和石库门的“底色”，标志性建筑与“底色”恰如上海里弄房屋是欧洲联排住区与江南天井院的巧妙结合及血缘关系。同样，法国的芒萨屋顶、德国带斜线的方格墙面、意大利的半圆拱圈窗和外廊，乃至澳大利亚常用的铁皮屋顶和遮阳板等，既是标志建筑元素，又是城市特色的写照，它是美好城市的形象写就，是城市“可读性”的标志。

正在申遗的7.8公里长的北京中轴线，无疑是北京历史与现代的标志性建筑群，早在1951年梁思成就在《新观察》上撰文赞美它：“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可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优异，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

历史地看，中外城市标志性建筑颇为壮观：1929年落成的南京中山陵，是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乃现代建筑材料和结构探索民族形式建筑的代表作；广州白天鹅宾馆是沙面小岛的靓丽风景，也因此成为1985年“世界第一流旅馆组织”的成员；始建于1954年的上海展览中心（原中苏友好大厦）是新中国上海建造的第一幢大型公建，以其中苏建筑文化特色，成为上海市民心中的骄傲标志；1916年建成赫尔辛基火车站不仅是20世纪初世界车站建筑的珍品，也是赫尔辛基城市扬名于世的标志；1973年建成的悉尼歌剧院，经历了17年坎坷建设历程，但它对澳大利亚乃至世界的标志性作用无与伦比，它演绎的形式非但未变，更以美观取胜并获永久价值；1953年建成的联合国总部建筑群，是由15名国际著名建筑师合作设计的成果，这座20世纪早期板式高层建筑，以其特有感染力成为纽约乃至世界人民的地标。

1889年巴黎埃菲尔铁塔在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和在巴黎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欢呼声中建成。在此之前，人类所建最高建筑是中世纪时期，高161米的德国乌姆教堂塔，而埃菲尔铁塔将这一高度推进到300多米。但面对巴黎的新象征，数以万计的学者与市民呐喊“怪状的埃菲尔铁塔是对法国历史的威胁”。今天，“埃菲尔铁塔”的标志性为什么能成为奇异建筑，从而最终进入历史的正当案例，理由有许多，一方面认同它在历史上的纪念碑作用，更有着特殊的城市文化意义。“埃菲尔铁塔”的胜利，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建筑思想上的胜利，是建筑告别“砖石时代”走向“钢结构”的人类进步之里程碑，它彰显了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的重要思想。

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度，但它们对建筑的保护与传承有特别的“地标特色”。对建筑地标的保护与传承，纽约走在美国诸城市的前列，如1965年便出台了《城市地标法》。

如1981年纽约市地标保护委员会宣布纽约帝国大厦（1931年）为地标建筑，是因为它是一幢在世界建筑史上创造新高度的现代摩天楼（直至1971年世贸中心建成才首次超越它），其标志性不仅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最新建造技术，还因其建筑立面夺目为纽约天际线创造了艺术境界。1986年又被美国内政部属下的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定为历史地标，2007年在美国建筑师学会评选的“美国人最喜欢的建筑”中排名第一。可见，标志性建筑是城市生活，也是城市记忆，恰如人类文化学家艾戈·克皮托夫所言，“地标是潜在的‘说书人’，它承载着传说与故事，在阐明地域的时代演进中，见证了地标建筑的技术与艺术发展。”

城市地标建筑不仅是城市文化内涵的符号，还能促进城市文化旅游，成为城市文化振兴不可缺失的“硬件”。这方面绝好的例子是1997年对外开放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它被业界称为传递着充满创造力的外观且有世界上最壮观的解构主义风格，《纽约客》的艺术评论家们将它描述为一个斗篷起伏状的神奇梦想之帆。对城市的贡献是标志性建筑的文化艺术魅力，它在减缓城市衰败时，为城市发展乃至整片区域创收。仅1997年10月至2014年12月就有超过700万游客参观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且每年增加游客量接近10%。

每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标志性建筑，它们不仅反映建造者的文化诉求，更遵循时代的考量，更会经得住历史的检验。我们必须为了城市美好与繁荣，要在厚植大量的城市“底色”建筑根脉基础上，发展经过优化的且特色鲜明的标志性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