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书春

【我认为，除少数欧洲中心论者和民族虚无主义者外，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看不到或看不懂中国古代数学著作而接受了错误的信息。】

4月14日至15日，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深圳举办，中国科学院推荐的“中法对照《九章算术》”入展改革开放40周年引才引智成果展览，取得良好的效果。得知这些，真是百感交集。

中法对照《九章算术》（Les NeufChapitres—le Classssiques Mathé-matiques de la Chines ancienne et sesCommentaires）是我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林力娜（K.Chemla）历时20余年在中法科学合作协议框架内合作完成的，于2004年在巴黎出版，深受西方学术界欢迎，不到一年便脱销。2005年7月30日中国科学院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法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联合召开了该书的新闻发布会。2006年6月该书获法兰西学院学士院奖（平山郁夫奖）。K.Chemla获法国骑士勋章，这部书是其重要成果之一，她现在是在国际学术界非常活跃的著名中国数学史家。

回想1981年春，改革开放不久，科学的春风刚吹开中外科学交流的大门，中国科学院教育局来函，说一位法国大学毕业生要求来研究所学习中国数学史。这位法国学生便是K.Chemla，她1980年毕业于法国女子高师数学系，获优秀毕业生奖励。在当年我驻法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上，她通过与中国科学院院士郝柏林的交谈，产生了来我所学习中国数学史的想法。但当时中国科学院不能接收外国留学生，院教育局便与高教部联系，学籍归高教部，食宿由他们安排在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留学生楼，教学任务由我所承担，教学地点在邮电学院留学生楼Chemla的宿舍。

当年的4月9日Chemla到北京时只在从巴黎到北京两个礼拜的火车上跟别人学过几句中国话，一个中国字都不会写，却要在8个月内学习元朝李冶的数学著作《测圆海镜》，以便回国拿博士学位。由于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我所当时归属单位）从五七干校撤回北京后偷偷学了点法语，领导决定由我担任主要教师，我只好停止了英语中级班的学习，教她中文和中国数学史。在她粗通中文并有了一些中国数学史知识之后，梅荣照便教她《测圆海镜》，著名中国数学史家严敦杰、杜石然等也都给她讲过课。

开始，Chemla的中文几乎是空白，我也只是会几个法语单词，口语不行，英语更不行，怎么教她，实在犯难。当时我对刘徽《九章算术注》的研究已有突破，考虑再三，我决定以钱宝琮主编的《中国数学史》的部分章节及我对刘徽《九章算术注》的研究成果为教材，这样，在她学习中文的同时，也学习了中国数学史知识。上课时法文、中文、英文甚至肢体语言一起用。Chemla真是绝顶聪明，半年之后，她便能说中国话，并借助字典，看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了，对《测圆海镜》的认识也开始有创见。

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数学有许多偏见，这些偏见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学术界。我认为，除少数欧洲中心论者和民族虚无主义者外，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看不到或看不懂中国古代数学著作而接受了错误的信息。而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古代数学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认识《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因此11月份在Chemla回国前夕，我向她建议：如果她回国拿到博士学位并能到国家科研中心工作，我们就合作将《九章算术》（含刘徽注、李淳风等注释）译成法文，她欣然同意。

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经过协商，1983年批准在中法科学合作协议的框架内合作完成《九章算术》的研究与翻译。从1984年6月至1993年12月，Chemla三次来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我两次去巴黎，共同翻译，互相磋切，不断修改，几易其稿。其工作模式大体是：我确定《九章算术》底本的文字，向Chemla讲解《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的意思，对错讹文字提出校勘意见。然后进行讨论、质疑。同时，边讨论边翻译。Chemla常常提出一些我想不到的真知灼见，这大约是不同文化传统交融的成果吧！Chemla根据我们讨论的结果整理出法文稿，我再看是否准确表达了《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的意思，书面提出修改意见。两人再讨论，直至得到双方满意的文稿。全文初稿完成之后，又几次边讨论边修改。再由Chemla对法文润色加工，最后定稿，全书1100余页，著名科学史家G. Lloyd（罗界）勋爵写了序言。

我们的工作非常艰难，因为翻译与写论文不同。写论文，对不懂的话，你可以不理。但做翻译，则对每一句话，每个字，都得弄明白，否则无法下笔。在2005年的出版发布会上，我说了一句：“早知这么难，就不会干了！”引起全场哄堂大笑，这确实是我内心的写照。

Chemla非常敬业。讲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当时我们研究所在东总布胡同19号，条件相当恶劣简陋。我外地一个朋友来，在院子里端详了好久，问我一句话：“这是科学院吗？”使我哭笑不得。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几次工作，每次工作几个月。更令今天的青年人想不到的是，我们院子里没有厕所，要方便的话得到距研究所一二百米的街道厕所，又脏又臭。那时我只是感到不方便，因为从小到大，厕所臭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待我1985年到巴黎工作，看到人家的厕所那么干净，根本没有异味，才回想到一位二十几岁优雅的巴黎小姐在北京要连续几个月甚至半年间忍受那熏天臭气，是多么了不起！没有对数学史事业的热爱，是绝对做不到的。

中法对照《九章算术》的成功表明，中国专家和以某种外语为母语的外国专家通力合作是将中国古代经典著作译成外文的最准确、快速的途径，为后续同类工作开展提供了工作范式。正是根据这种理念，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支持下，我们于2016年又成功地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学典籍《九章算术》及《算经十书》研究与英译”（2017—2021），主要合作者是国际数学史学会前主席、美国纽约市立大学Joseph W Dauben（周道本）教授和几位中国数学史的知名学者。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