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派来医疗队》

▲1952年应崇福（左1）、王仁（左2）等赴美国南部旅行途中留影

▲高中毕业时的张丽珠

▲《丁丑年刊》及其中收录的张丽珠文章▲《古代中国妇女》

■王传超

2012年起，笔者与几位同事一起承担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张丽珠小组的工作。与笔者之前参与过的应崇福院士采集工作相比，这项工作更富挑战性，对宏观掌控能力和课题组织能力的要求更高。在工作过程中，虽然屡有难关，但在多位师友提携引领下，我们总算完成了采集的基本任务。于斯回首，感慨良深，这里汇报整理资料与撰写研究报告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本理想的传记，需要作者对传主的性格气质、思维方式有细致入微的把握，这样才能在写作中对传主的行为作出尽可能合理、贴切的解释。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作者与传主有足够多的接触，积累直观感受。从这一点上讲，学生与下属（比如秘书）是最合适的传记写作者，因为朝夕相处使得他们对传主的个性和行为方式了如指掌，而且熟知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秘辛掌故。尽管有时也会因身在山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但这种天然优势是外人难以企及的。

就曾参与的两项采集来说，我与两位传主的沟通尚可称得上融洽，老人的兴致也不错，但在写作中，我总是觉得对他们的直观感受还是太少，只能借助文字资料和相关人员的讲述来弥补。这样在写作的过程中，经常写着写着，自己想象中的传主形象就开始模糊起来，于是不得不重新组织。

这种情形下，作者在资料的搜集、甄别、使用上就需要格外仔细、多下功夫。人的一生本就丰富多彩，起承转合之间、喜怒哀乐杂陈，有时候连自己都说不清楚，虽说旁观者清，可外人一时间要理得明白，又谈何容易？更何况传主及身边亲友、各色人等对于往事的诸多言说歧见杂出，更让人无法取舍。处在这样一个诸多材料构建起来的多维度迷城之中，有时候真令人如堕五里云中，无所适从。

两年来的资料搜集与传记写作，就是一个不断解题、冲出迷城的过程，这中间固然有获得新资料的欣喜，但也不乏无路可走、坐困愁城的彷徨，当然偶尔也必须发挥合理的想象去作作“辅助线”，以便为事件找到相对合理的解释。要将这些冗繁拉杂的过程与感受表述出来有相当大的难度，这里笔者将分两个部分来陈说主要的体会：资料搜集、资料解读。

要写好传记，首先要在资料上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全面搜集、巨细靡遗；二是分类整理、以便比对。按照时间顺序随时将采集得来的资料编成资料长编以便把这两方面工作结合起来。这样做一方面便于比对史料、去芜存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主不同成长阶段的资料有着不同的特点，需要在采集中加以注意。

杨正润先生的《现代传记学》根据心理学上一般通行的说法，将人的一生分为4个阶段：初始期、学习期、活跃期、退隐期。而采集工程采集的对象，其人生经历大体上是相似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大多数传主并不存在一个明显的“退隐期”，而是一直忙于项目和研究生培养，我们不妨将分期划分为：（1）初始期；（2）学习期（大多数人可分为国内、国外二期）；（3）活跃期（大致可分为十七年建设时期、“文革”时期、复出时期）。下面结合笔者的工作实践，先就各个时期的资料特点加以总结，然后简单谈一下对资料进行解读的体会。

1. 各时期资料的特点

1.1 初始期

所谓初始期，包括传主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中小学时期一般也被纳入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对人一生的发展至关重要，但由于年代久远、饱经动乱，这一阶段保留下来的文字史料、实物资料都极稀少。因此需要尽可能充分利用口述史料，辅之以档案资料，若有当年的实物资料留存，那的确是弥足珍贵，值得细加演绎、多方解读。

（1）口述史料。这是陈述这一时期历史最常用到的资料。但利用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这种史料的局限性：传主本人记忆的失真、回避，外围访谈受访人“为尊者讳”或是出于崇拜而产生的伪记忆等等。比如张丽珠在访谈中追忆幼时在北京的生活、学习经历时说：“对，对，住在小酱坊胡同，东四跟东单之间。就住了三家人，现在我进去看过小酱坊胡同。一个是我们，一个是邢家，一个是傅家。……我在北大附小，东铁匠胡同。”这一段当中，出现了两处错误：一是小酱坊胡同的位置在西四跟西单之间，而非东四东单；二是当时位于东铁匠胡同的小学是师大女附小，并非北大附小。这就大大损伤了这段访谈的史料价值。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将之弃之不顾，其中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传主谈到了两户邻居，这在别处是没有的。虽然语焉不详，但通过查找当时邢家、傅家在京的名人及其住址，可以确定：邢家家主是邢端，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司长，其子邢其毅后来是张丽珠丈夫唐有祺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傅家即傅作义家。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随着口述史的方兴未艾，大量口述史料得以出版。这就要求我们写作传记时，对于口述史料不能只限于围绕传主及其身边人展开收集，还要关注与他有关联的机构、行业、城市相关的口述史料。

（2）档案史料。对于初始期，一般来说重要的档案史料有两种。第一，一些历史悠久的中小学自身或者其所在地地方档案馆保留下来的档案资料。在上海档案馆，笔者发现了张丽珠曾经就读的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的档案，其中收录了张丽珠那一届的毕业纪念刊（《丁丑年刊》），其中不仅详细记载了教师、课程、学生介绍、班级历史，还收录了张丽珠的好几篇文章，对写作这一时期的传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在参加工作、入党、历次运动当中，当事人往往需要撰写自传。这些自传虽然写于三四十年之后，但当时传主正当壮年，记忆力好、思想相对单纯，因此其叙述往往更为翔实可信。可以之与口述史料相参照，同时作为线索搜寻相关背景资料，由此重建传主初始期的经历。

（3）实物资料。将近百年过去，反映这些传主少年生活的实物史料若有留存，无论是直接史料，还是间接史料，都值得多花点功夫推敲解读。在笔者的实践中，此类资料最常见且易得的是当年的报刊。近年来随着各种电子数据库的开发推广，此类资料的检索使用越来越方便。在各种口述及文字史料中，张丽珠都称自己毕业于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这给人带来一种印象，即她初中、高中这几年一直在该校就读。但通过考察《申报》及一些民国期刊的记载，笔者发现她原本就读于上海智仁勇女中，直到高中二年级才转学到工部局女中。这一结论有大量文字、图片作为佐证，可为定论。

1.2 学习期：国内阶段

这里主要是指传主的大学阶段。这一时期的史料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我们应该对史料进行更多的甄别辨析工作。主要资料类型除传主本人的口述史料外，还有：

（1）传主所读大学收藏的档案。档案是可靠性最高的史料，应该充分利用。以张丽珠的情况来说，她大学期间的档案包括各学期成绩单、毕业考试成绩单等都收藏在圣约翰大学的档案中，而该校早已撤并，档案现存上海档案馆。根据这些档案，我们可以大致理清传主国内求学期间的学业状况，并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比如张丽珠大学入学正赶上抗战爆发，所以她大一那年几经辗转，情况比较复杂，她本人的多种回忆材料对之都语焉不详，但上海档案馆所藏《圣约翰大学投考报名单—张丽珠》及其附件明确记载了这一过程。这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已出版的各种文史资料、校史著作。传主就读大学的状况，可以参考已出版的校史及当年教师、校友撰写的回忆性文字。将这些资料对照辨析，从中择取贴近事实、叙事明白晓畅且与传主相关的内容，加工处理后即可作为背景资料纳入传记，切忌大段引用百度百科中某些泛泛而谈、缺乏深度的词条。近些年，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及相关研究者对圣约翰校史多有关注，相关出版物也有不少，笔者在为张丽珠作传时广泛参考了这些著作。另外，各地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中均有不少关于教育的内容，可供参考。

（3）报刊资料。对于大学，当时的报刊进行的有关报道比较多，包括招录信息、文体活动、毕业典礼、科教动态等等，可以择取与传主相关者写入传记。张丽珠在各种回忆性资料中均提及自己高中毕业后曾报考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并成为该系当年录取的唯一女生，只是因为抗战爆发才被迫转学，但笔者在各种档案中均未发现记载。幸运的是，1937年9月9日的《申报》刊登了中央大学录取新生的完整名单，使这一陈述得到印证。而1941年6月6日的《申报》则详细记录了圣约翰等几所“孤岛”大学毕业典礼的情形，张丽珠恰处于其中，这使笔者得以复原她人生经历中的一幅场景。

1.3 学习期：国外阶段

国外这一段的档案文献，我们利用起来有难度。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另辟蹊径了，可资利用的材料主要有三种：

（1）交待材料。海外经历曾经被作为“污点”看待，很多归国科学家在“文革”期间被迫写材料交代这一段时间的问题。透过革命式话语的表象，我们还是能捕捉到诸多历史细节，使传主形象更加丰满可信，而不是空洞洞的“高、大、全”式脸谱人物。

（2）网络资源。要合理利用网络资源。国外高校网站上有很多资料可以利用，虽然不足以弥补档案方面的遗憾，多少聊胜于无。张丽珠游学美国期间曾出入多所大学、医院、研究所，在多位医界知名人士手下学习、工作，但她的自述材料中对这些人的情况却交代很少，仅仅罗列了一些英文姓氏。对于这些人的全名、照片及学术经历，笔者大多是通过网络资源获取的。

（3）传记资料。充分利用已出版的各种传记、回忆录如《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20世纪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等来寻找与传主相关的信息。书中未必有传主的专篇文章，但很可能找到关于他的信息。至少，如能找到与传主同校学习或同船归国者的相关回忆，那我们就可以据此获知他归途中的某些情况。张丽珠在《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有一篇文章，详细记述了自己在留学期间及其前后的经历，对笔者帮助极大。而应崇福虽然在该书中没有文章，但与他同校的王仁却在文中提到了他，受此启发，笔者找到了应崇福所作的《布朗岁月忆王仁》，为重构应崇福的布朗生活提供了基础材料。

1.4 活跃期

这一时期是传记的重点，大致可细分为三个阶段：

（1）十七年建设时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革”发动前。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史料是档案，包括个人档案、单位档案。应崇福1956年回国之初填写的《回国留学生工作登记表》中并未出现“超声”二字，这说明他当时并未有意识地将超声作为今后的工作方向。工作单位及工作方向的确定又是一大节点，需要重点来写。

已出版或内部印行的若干档案资料汇编、名人日记、科学史类丛书均有参考价值，可省去不少翻检功夫。在应崇福传记“超声运动”这一段落中，多次引用了《竺可桢日记》的记载来说明该“运动”影响范围之广，为害之深。在张丽珠传记中，笔者多次使用北京医科大学、北医三院的多种机构史资料以及卫生部医学教育司汇编的《医学教育资料汇编》。

这一批老科学家，大多参加过1956年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因此可以找来《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将该文件中与传主相关的部分摘出来，认真揣摩一下，可以对该学科当时在国内的状况及发展前景有一个较明了的认识。然后在下文的写作中，可以随时回顾呼应一下，看规划的执行情况。

还有一项不容忽视的史料，即报刊文献。一些重要的报纸，其文章满含象征意义，当年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是今天难以想象的。现在很多报刊有电子版可以利用，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快捷。

（2）“文革”时期。

这一时期传主切身相关的资料相对较少，如果传主或外围受访者愿意谈，可多采集一些口述史料，互相印证。如果整理传主的文件时，能发现当年交代材料的底稿或类似材料，是最为理想的。但另一方面，针对“文革”的各种回忆性材料是很丰富的，由于相去未远，反映时代特色的实物资料也还有不少留存，可以选取一些纳入传记。

（3）复出时期，“文革”结束至退出工作阶段。

一般来说，这一阶段资料极为丰富，极难把握，且因为离现在太近，严格上讲还不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只能作一共时性的概览，难以作历时性的叙述。因此，通常是将传主工作、生活分作若干方面（如科研成果、学会工作、国际交流、研究生教育、著作，等等），将资料分别归类。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对这一阶段资料的搜集、归类，应充分吸收传主所在学科领域专家的意见。

2. 资料解读和传记写作的体会

一部合格的传记，首先要把故事讲好，要将精心采集的素材以适当的方式组织起来，把传主个人的经历交代清楚。在尽可能广泛深入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将经过辨析之后的史料依逻辑关系和编年顺序排比起来，充实以背景资料，最后再经调整润色，即可基本完成传记的写作。写作当中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实事求是，言必有据；结合时代背景（大中小）；把握学术主线；阶段划分清晰、抓准关节点。

除此之外，还应时刻注意的是：所有记述均应围绕传主展开，不要随意铺陈蔓衍、喧宾夺主。比如，对于传主的出生地及童年生活地可以作为背景进行一些交代，但切忌泛泛而谈，写一些众所周知的景物描写和“人杰地灵”之类的套话。最好借传主（或与传主关系密切之人）之口来讲一些当地风土人情（需与传主的成长经历相结合），且篇幅不宜过长。对于传主的家世，应该作一下交代，但不宜过于烦琐，对其祖、父辈的情况，可作适当介绍，最好能结合传主的成长来写。至于更远的祖先，一般无须着墨。有些传记的开头部分搞成了姓氏起源，这是古代正史“本纪”的笔法，用在科学家身上，并不合适。关于国内学习期的时代背景，很多老科学家是在抗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这一阶段完成的大学学业，鉴于广大读者对中国近现代史均有相当程度之了解，因此在行文之中无须再做此类扫盲工作。当时每个人的命运都笼罩在时代的大背景之下，传主的举动之间都与这一背景相关，因此只要将传主及其所在学校的经历理清，着重突出时代大背景对传主思想、生活、学习、工作的影响即可。

当然，生平只是传记的外壳，一部传记能否“活”起来，还要看它有没有灵魂，能不能将传主的个性描画出来。一般认为，西方人在传记中更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而我国传统上则偏重于人物生平的叙述。其实我国早期的传记作品，如《史记》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也很传神，只是后来的许多正史逐渐变成了干巴巴的履历本。反倒是很多以“传”为名的文学作品，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在性格刻画上有不俗的成就。

一部合格的传记，要抓住传主的性格特点，同时理清这种性格的形成过程，写出传主是怎样一个人。一言以蔽之，要“传神”。要想达到这种效果，需从以下几点努力：（1）写出人物的丰富性，不要脸谱化。小说理论中有所谓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的分别。前者指为追求艺术效果，将某种性格无限放大加于某角色，使之性格单一而又极鲜明，如《伪君子》中的达尔杜弗，《悭吝人》中的阿巴贡。与之相对的则是性格复杂、内涵丰富的圆形人物。我们今天写传记，自然要塑造圆形的、有血有肉的传主。这就需要我们不虚美、不隐恶，尽可能将传主的本真面貌呈献给读者。（2）利用冲突来揭示人物的个性和个性发展。所谓冲突，包括外部冲突和内部冲突。传主的个性往往是在冲突的发展中逐渐鲜明、丰满。无视冲突的存在，或者把冲突简单化，则会使传主的形象苍白无力。外部冲突，比如应崇福作为超声学家与超声运动之间的冲突；内部冲突，比如他在留美回国前夕所经过的思想斗争。在这些有冲突产生的地方深挖史料、大做文章，往往能事半功倍。（3）以细节来体现人物性格。要在白描中使人物性格自现，这样更生动具体，不要平铺直叙、空发议论。前人有言：“一个人的真实性格，从同他的一个仆人的简短谈话中可以得知，比从那些从门第开始到葬礼结束的、一本正经的叙述中所能得到的要多得多。”最好能够做到作者不必自发议论，传主的形象已跃然纸上。在这方面，胡适是一个反例，虽然他不断呼吁重视和发展传记文学，也知道传记中趣味性的重要，但他为挚友写的《丁文江的传记》却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虽然丁文江是杰出的科学家，也很有个性，胡适也说他是“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但这些议论虽符合事实却过于空洞，缺少轶事和细节的证明，因此很难引起阅读的兴趣。

一本理想的传记，需要作者做以下准备工作：第一，对传主的性格气质、思维方式有细致入微地把握，这样才能在写作中对传主的行为作出尽可能合理、贴切的解释；第二，对传主的学术成长经历了然于心，包括相关的学科小背景和社会大背景；第三，对资料的搜集、甄别、使用要下一番功夫。

在写作过程当中，作者在保证不作虚构的前提下，还要讲一些故事性，尽可能以优美的文笔对社会环境和传主经历作出绘声绘色的描写，善于渲染烘托，在文学与史学、讲故事与历史研究之间维持平衡。同时，要注意各部分之间的衔接，保持“文气”不断，使人读来感觉一气呵成、连贯自然。

总之，传记的最终目的，在于解释传主何以成为这样一个人，总结出人物最鲜明的个性特点，思考这种性格形成的过程，即有哪些经历造成了这样的性格，重点描述这些经历及其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传记的“结语”部分。其渊源很早，如《史记》的“太史公曰”、后来正史的“史臣曰”等。结语的写作中，作者在心理上对传主要抱有“同情的理解”，尽可能站在他的立场上、根据他可能的习惯来看问题；此外，有条件的话，尽可能去传主念念不忘的地方行走一番，尽力复原当时的场景，体味传主的感受。在此基础上，更有可能写出传主的个性并作出相对合理、接近事实的解释。

（作者单位：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