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近朱

【这些数据，以统计学上的表面计数，体现出了艺术内涵所蕴的体量与重量。】

从宗教的和舞台的人声中走来，交响音乐已有300多年历史。以熟读“唐诗300首”的架势浏览，交响巅顶上的“交响乐”很是抢眼。但更抢眼的，是它的一些数据。比如《第五交响曲》《第十五交响曲》等等；比如“第一乐章”“第二乐章”等等。在这些数字或曰数据背后，却蕴内涵。

距今近300年的那位“交响乐之父”海顿，他创作104部作品，确立和规范了交响乐形式。这个“104”，是海顿时代交响乐创作中的一个大数据。他的后继者，比如莫扎特，只创作了41部；贝多芬则只写了9部。只看数据中的“104” “41”和“9”，我们就会发现，数据的递减却是交响乐容量和分量的递增。

海顿时代，交响乐只是宫廷娱乐的一种器乐合奏形式，虽也有起承转合四个乐章和不同情绪的表露，但基本是形式层面上的乐音对比。围囿宫墙之中的这位皇族贵胄御用音乐家，视野与格局也就在一环围墙之内。直到他60多岁走出宫苑到了伦敦，大千世界的气象，方造就他的内容丰盈音乐丰满的“伦敦交响曲”。因此，海顿的“104”数据，虽也为大，却表明他的交响之作内涵相对贫瘠单一。

莫扎特喊着“海顿爸爸”，写着交响曲，却无法企及“爸爸”的“104”，他的计数是“41”。这个已锐减不少的数据，却蕴含了这位只有35岁有生之年音乐家的涯际悲欢。莫扎特一气呵成的第39、40、41交响曲，是他在苦楚晚年以交响音符叙说了自己悲情人生。他的g小调《第40交响曲》开头那个叹息性音调，让后来成为音乐评论家的一个英国孩童，失声叫到：多么悲伤的音调啊！莫扎特的交响曲虽已递减到“41”，却成为了他人生遭际的音乐写照。从八岁《第一交响曲》的纯净音符开始，到哀戚的《第40交响曲》和光明的《第41交响曲》，莫扎特时日不长的坎坷生涯，倒映在了他的交响音符中。他的“41”，已注入他人生的丰富感知与感叹。数据的递减，说明渐次丰盈的内容使交响曲的重量在增加。莫扎特音乐表达上的厚重度，亦即戏剧化的“交响性”，较之海顿时代有了更充沛更深刻的展示。

贝多芬是海顿和莫扎特的后辈。他的57岁生涯，皆处法国大革命的时代潮流中。拿破仑是他的“共和”理想的化身，“自由、平等、博爱”是他的人生信仰。一个与时代同行的激进艺术家，已同他的先师海顿和莫扎特不同。其音符中的时代风云，使他以“音乐英雄”的身姿巍立于世。比起宫苑内廷，比起个人遭际，贝多芬目光远大。但庞大的时代舞台，却让他毕生的交响乐所创，仅为区区之“9”。然而，贝多芬的交响曲已是一个结构宏大，气势浩大，思想博大的艺术世界。他的题献给拿破仑的《第三交响曲》，一个乐章的篇幅可抵海顿一部交响曲。如第一乐章展开部的异常庞大，让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称之为一幅巨大的“历史壁画”，是“英雄用武之地”。丰富内容所造就的交响曲体量，势必让才华横溢的贝多芬不可能毕其短短一生留下“104”或“41”这样多的交响数据。因他的纪念碑式的九部交响曲留于后世，才有了瓦格纳的惊呼：在贝多芬之后不可能再有交响曲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感叹。事实是，贝多芬的这个“9”非同寻常。后世许多作曲家都是在交响曲“9”数面前止步。如：舒伯特、布鲁克纳、德沃夏克、马勒、沃恩·威廉斯等。

从“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创作的交响曲数据来看，时代与人生的不同，带来了内容表现上与音乐表达上的不同，从而显现出数据的不同。因此，数据背后并不是表象上的艺术才具的高下，而是内涵上的艺术广度与深度的渐次进阶。这些数据，以统计学上的表面计数，体现出了艺术内涵所蕴的体量与重量。

说到交响曲乐章的数据，那是“交响乐之父”海顿规定好的：四个乐章。300余年，交响曲乐章皆以“4”为基准。但事实是，在循规蹈矩的四个乐章结构之外，一个乐章、两个乐章的，三、五、六、七个乐章的，甚至还有十个乐章和十一个乐章的。这些不拘一格的乐章数据，亦非凭空而至。如终生崇拜贝多芬的舒伯特，他写了九部交响曲，但在乐章构成上，他既不同于他的偶像，也不同于他的老乡海顿和莫扎特。舒伯特的《第八交响曲》只写了两个乐章，犹似没有完成。多年来，身后多人的续作，皆败于“狗尾续貂”之虞。因为，作曲家要表达的内容，两个乐章即已告成。这个如断臂维纳斯一般的交响曲，是一部以“未完成”命名的已经完成了的交响曲。内容决定形式。不同内容决定了交响曲内部结构数据的不同。从1到11，这些数据见证了交响曲内涵的丰富与恰到好处。

300多年来，只言“交响乐”这一西方音乐体裁，它直观展现出了许多有趣数据。从作曲家的毕生所作，到一部作品的内部构成，数据彰显着音乐内涵。内容的容量重量，决定了形式的取舍框定。内容亦即内涵，决定了数据大小。从数据透看音乐的内涵，也是交响音乐欣赏的一个有趣视角和别样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