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是十九大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一个重大判断，而且强调我们正处在一个攻关期，要攻克三个关口：转方式、优结构、增动力。

对于发展的质量，微观层面来看，通常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中观层面来看，是产业和区域发展质量；宏观层面来看，主要指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益。从投入产出关系来看，高质量是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的发展模式。

要完成三大转型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首先就要完成三大转型。

一是要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改革开放30多年完成的重要任务就是填补了“数量的缺口”。现在很多领域出现产能过剩，那么，未来的重要任务就是填补“质量的缺口”。微观上是产品的质量，宏观上是总的生产效率。这个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增强发展质量的优势，中国速度现在已享誉世界，但怎么创造一个享誉世界的中国质量非常重要。

二是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传统制造业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基本结束，未来产业发展要靠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的提升。要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推动要素在行业内、企业间的自由流动，以实现要素的再配置。而这种再配置，对制度、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是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们要素的数量红利，无论是劳动力、资源、土地，都正在消失。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要素瓶颈就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的不足，这与高速增长当中的电力、能源、交通的瓶颈是不一样的。因此，十九大提出要通过三大变革，来提高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

攻克三大关口

十九大提出要攻克三大关口，首先就是发展方式的关口。经济发展方式最基本的特征是投资拉动，而目前投资拉动的空间正在明显收窄，基本原因就是边际效率的下降。2008年以后，从增量产出比来看变化是很明显的，每新增一个GDP所需要的投入在逐年上升，带来的后果就是杠杆率的攀升，这也是我们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的根源性因素。

其次是攻克优化经济结构的关口。我们过去的结构调整主要是依托产能，特别是工业制造产能的扩张，而这种扩张现在越来越受到产能过剩的约束。所以，未来结构优化一定表现为跟高速增长时期不一样的调整模式，成为一个主要的形态。

最后要攻克转换增长动力的关口。我们的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条件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未来如何提高要素的生产率，是攻克关口的重要条件。

高质量发展阶段要适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我国现在也在探索建立“高质量”的衡量指标，不能简单以成熟经济体的标准结构作为参照依据，还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大国特征，还要充分考虑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

高质量发展最根本的还在于深化改革，以增强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当然包括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是根本途径。

具备有利条件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现在具备一些有利条件。

一是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化，为高质量发展创造了一些基础性条件。包括最近5年服务业占比的提高和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提高，大大增强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这个群体的消费结构正在迅速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市场驱动力。中国市场正在赶超美国，而且规模最大，未来对于我们的质量提高，这是一个最强大的驱动力。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有效途径。改革主要是有效增强了市场供应，特别在存量资源配置上，强化了市场的供应。全要素生产率从2015年以后，总体是由降转升的，这也从侧面反证了结构性改革给效率的提高带来的意义。

四是科技创新和技术扩散，中国正在进入创新活跃期，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支撑。我们的研发程度去年已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独角兽企业占全球的比重也非常接近美国。在一些新兴的业态，我国都居于世界前列，这都为转型创造了条件。

五是全球价值链的变化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遇。全球价值链的变化主要是依托美欧服务业的价值链和制造业的价值链这两大价值链相对集聚的，而且从全球生态网络来看，服务业占比是提高的，大概在价值链里占60%，这为我国下一步服务业全球化、提升国际竞争力、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创造了机会。

面临诸多挑战

尽管有利条件多多，但要在转换发展动能的窗口期兑现高质量，仍面临诸多挑战。

如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倒逼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这需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打破垄断，还要关注新兴产业当中赢者通吃带来的新问题。

如何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人力资本积累？这需要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现在高等教育资源总体上也会过剩，建议把三本院校转型为技术高校和职业教育，加大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另外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办学的条件。

如何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提高空间资源的配置效率？这需要利用高铁建设的大发展时期，加快形成网络化发展格局，发展城市群和大都市圈。

如何打破阶层固化，增进社会流动性，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现在社会的纵向流动明显受阻，横向流动也受到各种条件的约束，这个流动性可能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如何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如何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有效应对污染排放峰值期的环境挑战？如何健全风险管理体制，防范化解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风险？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是服务业开放，缩小与前沿国家生产率差距？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报记者李惠钰根据其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8年年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