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楠

一个半月，这是《中国科学报》记者张巧玲为2013年稿件《“第一缕曙光”的美丽与哀愁》寻求素材、多番采访、撰写成文等工作全力倾注的时间。实际上，从发现选题，到反复沟通、修改，再到刊发在报纸头版，花了近3个月时间。

张巧玲还是感到有些遗憾：“如果能再多投入些精力，稿件会比现在质量更高。”这算是属于张巧玲的哀愁与美丽。

昨日哀愁

当年春节刚结束，张巧玲就开始为两会报道筹划。刚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武向平院士被列入采访名单。可是联系上时，武向平正要动身飞赴新疆。

“那是我第一次跟武院士打电话，问他有什么提案，结果越聊越觉得，他不顾气候恶劣，甚至经历一段终年积雪的危险山路也要赶去的地方，一定有故事。”那儿，就是21CMA项目位于南北天山之间的乌拉斯台基地。21CMA是最早建成的搜寻宇宙第一缕曙光的大型低频射电干涉望远镜阵列，却几度经历有钱建设没钱运行的无奈。

“当时因为担心选题敏感会被喊停，整个操作过程我一直都没报这个题，直到写好直接交了稿件，没想到从报社总编室主任到副总编、总编辑居然都非常看好。”稿件发表后，基础科研是否能容错的话题引发科研人员强烈反响，《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文章，在科技圈之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今日的“美丽”

“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哀愁’。那篇文章中有些表达我并不认可。”其实对于5年前的稿件，武向平曾有些耿耿于怀，“有钱立项没钱维持的事并不罕见，中小型科研装置的运行费、人员费往往需要项目负责人通过申请各种相关课题来落实，本身就存在一定竞争。”

武向平告诉《中国科学报》：“21CMA虽然从单一科学目标启程，但已经开辟出更广泛的应用前景。”

正是由于有了21CMA在经验、人才、设备上全方位的积累，中国才有技术和科学的基础参加“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建设。这是我国继热核聚变项目之后，参与的第二个国际大科学工程。

相爱不相杀

尽管时过境迁，与这篇深度稿件有关的“美丽”与“哀愁”已停留在5年前，但由于对稿件期待不同或其他种种原因，引发撰稿人与采访对象无法达成共识，却一直在媒体行业上演。

除去个别媒体或记者为博人眼球，对科学家观点断章取义，影响科学家与媒体关系的因素还有很多。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被人戏称为“相爱相杀”，但实际上，科学家、媒体与公众是科学传播中的“铁三角”，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科学报道的质量、角度以及传播效果，进而影响到公众对于科学及科学共同体的认识。

对此，中国科技馆研究员王渝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科学媒体更要与科学家互相理解，保持良好互动，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精神，把最新的科学技术深入浅出地传播给公众。

专家点评

为大科学计划赋予长久生命力

■薛随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大型科学实验是科学探索，应当有容错空间，国外科学家关于引力波的研究就是很好的案例，而平台型的大科学装置真的不应该失败。

无论科学实验探索还是大科学工程本质上是科学的牵引，无论哪种，都应当先从科学意义来论证，同时要考虑技术可行性，匹配遴选、审核机制，并且预算靠谱，走得才会健康。

作为巡天类型的专用望远镜，郭守敬望远镜曾瞄准当时非常前沿的河外星系巡天观测的挑战，但正因为设计时就考虑了多目标科学用途，尽管后来形势变化，转而调整优先科学目标顺序，其仍是强大的科学产出工具，并且特色更加突出，继续着它的“美丽”。

此外，实施大科学工程计划也非常需要国际合作。尽管当前国家对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的支持力度很大，但是实际参与力度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也缺乏明确的遴选机制，几乎是一事一议。只有各科技管理部门通力协作，形成良好的协作机制，放下利益纠葛，共同发力，才能下好参与甚至引领国际大科学计划这盘棋。希望专业媒体能够在科学工作者、决策者和公众三方发挥喉舌、沟通桥梁的作用。（本报记者张楠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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