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陆琦

说来也巧，2007年，我进入中国科学报社后做的第一个选题是关于海岛开发的；2011年，从大学周刊回归新闻中心后做的第一个选题是关于“蛟龙”号的。

多年来，我一直与海洋结缘，从浅蓝到深蓝再到极地，见证着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建设海洋强国的道路上奋力拼搏、刻苦攻关。

之前还只是“听海”，直到2012年，我拿到“船票”上了船，对海有了更直接的体会，对大洋科考有了“零距离”的接触。

2012年是落实《国际海域资源调查与开发“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大洋26航次调查成为我国大洋科考向深度和广度进军的重要一步。

此次能够作为特派记者跟随“大洋一号”船采访报道，既是原国家海洋局对《中国科学报》的高度认可，也是《中国科学报》提高显示度的绝佳机会。

最终《中国科学报》开设“大洋之旅”专栏，同时在科学网开博客，以科考日记的形式，感受科考生活，一览大洋风光，从科技与人文两个角度展现中国走向远洋的豪迈。

中国大洋26航次共分6个航段，调查区域涉及印度洋和大西洋。我参加的是第四航段，从尼日利亚拉各斯出发，向西南方向航行，穿越赤道，进入南大西洋洋中脊作业区，最后停靠巴西里约热内卢。

2012年8月28日，经过近20个小时的长途飞行，终于到达拉各斯，登上了“大洋一号”船。

像我这样第一次出海的新人，上船后非常兴奋，这是从未体验过的经历，当然晕船也是预料之中无法躲避的事。晕船期间，每篇稿子，即使只有短短几百字，都是在眩晕中停顿多次后完成的。

海上生活的单调，是长期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科考队员只能通过船上的专用邮箱跟外界联系，而且每天固定收发时间、限制邮件大小。幸运的是，船长给我这个随船记者开辟了“绿色通道”。

从8月28日到10月11日，在这一个半月的大洋之旅中，尽管遇到晕船、火灾等困难，我最终还是完成了26篇科考日记，通过文字和图片将科考现场第一时间呈现给读者。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调查队员人数有限，我不仅负责采访报道，同时作为一名调查队员，参与作业全过程。船长开玩笑说：“白天是记者，晚上是科学家。”

随着大洋考察的不断深入，很多“老大洋”都是长时间坚守在考察船上，迎着海风，伴着海浪，忍受着单调的考察生活和对亲人的思念，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劳动，只为了大洋事业的快速发展。

通过我的报道，远在万里之外的国内读者第一时间了解到大洋科考一线。记得临下船，航次首席特别向我表达了他的谢意：“国内的领导和同事都是通过《中国科学报》知道我们的工作，比我汇报的效果好。”

一位科考队员抓着我给他拍照，说：“孩子在网上看到我的照片，你再给我多照几张。”顿时，觉得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

专家点评

激扬奋斗青春 探索深海奥秘

■他开文（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缘起2012年，来自大西北的我从沙漠边缘来到深海大洋，随“大洋一号”船执行南大西洋深海热液地质调查，从此便与大洋结下不解之缘，从“大洋一号”“向阳红09”再到“探索一号”，见证着我国大洋科考的变迁。而每一次大洋科考，我们都在劈波斩浪中前行，都在深海研究领域中更进一步。

2016年7月3日，蔚蓝的太平洋上，“向阳红09”和“探索一号”相遇了。彼时“向阳红09”刚完成大洋深潜任务，而“探索一号”则刚刚抵达西太作业区。大家相互欢呼，相互致意。谁能想到，仅隔一年，“向阳红09”载着“蛟龙”号，“探索一号”载着“深海勇士”号，又陆续来到海上，继续发挥它们在深海大洋科考中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从“蛟龙”号的自主设计、自主集成再到“深海勇士”号的国产化率高达95%，这是中国深海装备史上的又一里程碑。随着“蛟龙”号、“深海勇士”号、“海翼”号、“海斗”号等一大批深海精尖利器的研发成功，我国的深海研究迈入了国际先进行列，并不断刷新着各项世界纪录。

从未知到探索，我们走了很多年。在砥砺前行中，很感谢《中国科学报》等跟我们一起奋斗在一线的新闻媒体们，加快了大洋科考成果的传播。

（本报记者陆琦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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