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历程是创新、求变的历程。正如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变则通，通则久。”伴随着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脚步，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节点，《中国科学报》一直在传递科技体制改革最强音。其中，在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中，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具有探索与创新的重要意义。《中国科学报》对科技体制改革作了及时、全面、客观的报道，力图将整个改革征程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改革仍在路上，《中国科学报》也将继续记录科技体制改革前进的步伐，探讨创新发展的真谛。

■本报记者 韩天琪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京举行。邓小平同志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国科技工作在经过“十年动乱”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彼时的科技界百废待兴，正酝酿着新的起跑。然法者，治之端也。随科技工作的全面复兴而来的，是科技体制改革的肇始。

敢问改革路在何方

“小平同志的讲话把科学技术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科学技术既然是生产力，怎么才能把它的作用发挥出来？怎样才能体现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就需要从制度上进行改革。”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中国科学报》时任总编室主任李存富告诉记者，科技体制改革无疑在这场重新起跑中扮演着助推器和引路者的作用。在此后的7年间，全国科技界开始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下探索发展道路。

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发布的第一个有关科技体制改革的文件。

1990年，当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进行到第五个年头的时候，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在工作实践中发现的具体问题。“究竟怎么看待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这是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科技界、工业界所一直关注的。”李存富说。

“比如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和问题、阻挠成果转化的主要症结在哪里？”据《中国科学报》时任总编辑郭曰方向记者提供的信息，当时很多科技界人士对研究院所管理模式、科研经费投入、评职称、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等关涉科技体制改革的具体方面都有不同看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探讨呼之欲出。

“掏心窝子话”“小骂大帮忙”

1990年3月30日，由《中国科学报》策划的“科技体制改革探讨专题讨论”专栏在2版头条刊发了李存富、李莉采访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周传典的《科技体制改革的思考访谈录》一文。这篇加编者按发表的文章，很快被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作了报道，随即在科技界、工业界引起强烈反响。

即使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这篇访谈，李存富依然认为该文章的观点明确、语言犀利。“可以说是‘小骂大帮忙’。”随后，中国科学报社编辑部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到来自院士、研究院院长、研究所所长、大学校长的亲笔文章。

据悉，在此后短短一年时间内，《中国科学报》共刊登26篇科技体制改革探讨的深度报道，涉及科技发展模式、选题、经费、科技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技术引进、科技与生产结合、科技发展战略重点、破除部门壁垒、科技投入、人才问题、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等科技体制改革的具体问题。其中有14篇被中央广播电台、《新华文摘》等有关媒体报刊转载。

“这一批讨论文章的特点，首先是作者层次高（院士、院长、校长、所长、厂长经理等），其次是敢于讲真话，虽争论激烈，但意见中肯；虽问题尖锐，但着眼于分析原因，探讨对策，求得发展。”在李存富看来，这些“掏心窝子”的话很难在正襟危坐的部委会议上听到。而《中国科学报》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为下一步科技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探了探路”。

除了在科技界引起巨大反响，这一系列讨论很快引起了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原国家科委）的高度重视。

“有一天，当时任国家科委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的尚勇同志找到我，说宋健主任（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对我们的讨论很关注，希望把到目前为止凡是发表过的有关科技体制改革的文章给他收集一套齐的。”李存富说，后来尚勇回去就给国家科委的简报《国家科委信息》做了一期题为《当前科技界、舆论界对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些反映》的增刊，于1990年9月25日刊出。

“宋健同志认真阅读了此专栏的每一篇文章，肯定了这个讨论。”郭曰方说。

在简报刊发的第四天，宋健同志就在这期简报上作出了重要批示：

登义、宋必信同志：请你们认真研究这各家之言，关于“科技改革五年”的讨论，放在七中全会以后进行似更好。讨论总结时，应针对科学界、工业界提出的尖锐问题给以明确的意见。请酌。（注：登义为原国家科委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登义。宋必信为原国家科委体改司司长。）

郭曰方认为，不管是从推动国家领导层决策，还是院士、科研院所领导反思，甚至是很多科研人员从日常科研工作的角度来看，此次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探讨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期待对国家科学决策有所助益

作为当时科技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5年《决定》下发之时，“我们还不知道问题会出在哪些方面”。李存富说，通过这一系列讨论及其在科技界和社会各界产生的影响，国家对下一步科技体制如何改革，有什么经验、借鉴、尚待解决的问题等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为进一步完善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非常好的内容，后来的文件就根据这些意见开始细化地出台政策。”

199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开始施行；199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开始施行；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试点；2008年6月，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15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

李存富表示，1990年之后，“国家出台的科技体制改革方面的文件、法规更细致了”，《中国科学报》起到了很好的收集科学家意见、上传下达、承上启下的作用。

实践证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签发的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文件一直在尝试将尊重科技发展规律与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结合起来，而这两点正是《中国科学报》1990年关于“科技体制改革探讨”围绕的核心所在。

“我们一直有一个思想，我们要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决策，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民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期对国家的科学决策有所助益。”郭曰方所言，是《中国科学报》在科技体制改革40年来承担的使命，也是它肩上对于国家发展沉甸甸的责任。

专家点评

《中国科学报》是科学界讨论问题的重要平台

■樊春良（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1978年，随着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中国的科技发展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启动的前期，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面临许多难题和挑战，例如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科研院所的管理问题和经费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讲，科技体制改革虽有大的方向的指引，但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新问题，既缺乏理论的指导，又没有多少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科研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对一些问题抱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冲突的意见。如何更好地反映广大科研人员的心声？如何看待和解决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对于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向前进一步深入开展，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方面，《中国科学报》作为中国科学界的一份重要报纸，在1990年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通过一系列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报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肯定了改革的成绩，凝聚共识；第二，反映了各方面的代表性意见和真实的看法；第三，促进了对问题的深入讨论；第四，向决策层和社会各界宣传科技体制改革的进展和成就，为决策者决策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提供了支撑。

今天，《中国科学报》的地位和作用仍是不可替代的：它是科学界讨论问题的一个重要平台，面对特定的群体——科学家和科技管理者。比起电子媒体，它起点高、连续性强，具有更强的权威性和导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