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珉琦

从书荒到书潮，再到走向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出版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中国科技出版的重镇，科学出版社在这期间，经历了调整恢复、成长爬坡、创新发展等重大发展阶段，实现了从事业单位到上市公众公司的体制机制改革，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

新的发展时期，科学出版社在迎接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挑战，提升中国科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方面，积蓄了多少力量，又将开辟怎样新的疆域？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采访了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总裁林鹏。

《中国科学报》：40年前，中国科学技术走进春天，开启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让世界瞩目的成绩。“科学的春天”对科学出版社而言，是不是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林鹏：的确，科学出版社是科学春天的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受益者。我常说，我们的作者就是出版社的“上帝”。当国家开始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对科研的投入越来越大，科研人员的成果产出自然就会增加。而对科技出版的产业链来说，科研成果的产出就是最关键的一个基础。科研成果产出越多，科技出版的增长就越快。

《中国科学报》：在过去40年中，作为中国科技出版的重镇，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发行了哪些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形成了哪些重大图书出版项目、工程集群？

林鹏：科学出版社整理和出版了大批代表中国科技发展水平的精品力作，如80卷126册的鸿篇巨著《中国植物志》，如《工程控制论》《二十世纪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创新2050》《纳米科学与技术》《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等等，不胜枚举。

同时，科学出版社还组织和出版了国家各类出版基金以及国家级规划项目，如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图书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十三五”国家图书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财政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华夏英才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项目等。在各类出版基金项目中，科学出版社入选数量均位列全国科技社前茅。

众多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篇章的院士和学者、专家，他们中有很多是我们的作者，他们的重要科研成果大多都通过科学出版社的图书和期刊来发表，科学出版社见证和记录了新中国科技快速发展的历程与取得的辉煌成就。

《中国科学报》：“科学的春天”40年，也是改革开放的40年。在改革开放初期，科学出版社作为科学家了解世界科技发展的窗口，做了哪些工作？之后在推动科技出版成果走出去，向世界展示中国科技高质量发展上取得了哪些成就？

林鹏：改革开放初期，科学出版社大力加强有关应用研究成果的出版，重视基础研究书刊的出版，兼顾科学普及读物的出版。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积极为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作出贡献。在改革开放之初，科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华罗庚、苏步青、唐敖庆、曾呈奎等，美籍华人科学家柏实义、王浩、法国数学家J. L.利翁斯等国内外一些著名科学家的外文版学术著作，推动了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

近年来，科学出版社平均每年输出版权150多种，年版权输出数量位列全国科技社之首，海外图书馆馆藏图书品种数量也位居全国出版社前列；年出版科技期刊300多种，位居全国科技出版社之首，《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简称“两刊”）影响因子持续提升，《国家科学评论》影响因子跻身全球综合类科技期刊前六位，为扩大中国科技文化对外宣传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科学报》：如今，在出版业国际化的大趋势下，作为中国科技出版国际化的先行者和引领者，科学出版社又是如何进一步部署“走出去”发展战略的？

林鹏：回顾科学出版社的国际化发展历程，我们经历了从初级阶段的探索到不断深入融入国际出版格局的过程。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的国际化还处于“初级阶段”，途径主要有实物出口、版权贸易、合作出版等传统形式，国际化发展过分依赖国外出版发行机构。后来，随着国际经验的积累和出版实力的壮大，我们开始了海外桥头堡建设的步伐，先后在纽约、东京等地建立了子公司等分支机构。

进入新时代，我们加大了“走出去”的深度和力度，加快推动从“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进而向“买船出海”迈进。在现有海外基地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与国外出版机构开展产品、资本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完善国际化布局，加快海外桥头堡建设，扩大中国科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中国科学报》：对中国的科技出版业而言，现阶段应对国际化竞争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林鹏：科技期刊一直是我们最大的短板。科技期刊关乎到我国科研人员在国际同行中的学术影响力，关乎我国在科技文化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但中国科技期刊的整体水平和我们科研发展的整体水平，以及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地位是不匹配的。

国家对科技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几乎所有科研成果发表的第一选择都在国外期刊上。科技内容资源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遗憾的是，这些资源并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当然，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一方面，国内科技期刊尤其是高水平的期刊和英文版期刊的数量、规模太小，它们的承载量不足以支撑中国科研工作者的所有产出。另一方面，也和我们现阶段的科研评价体系有关。

目前，国内英文科技期刊只有约310种；2016年度被SCI收录的我国科技期刊只有178种，仅占SCI收录8856种期刊总数的2.0%，位于Q1区（期刊的影响因子位列国际同类学科的前25%）的科技期刊则更少，只有35种。

由于市场化程度低，产业集中度低，这种分散办刊的模式严重制约了期刊的发展，造成我国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较弱，缺少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品牌期刊。

《中国科学报》：作为中国科技期刊出版的“国家队”，在推动科技期刊发展的探索中，科学出版社有过哪些实践，又为未来设定了什么目标？

林鹏：科学出版社成立60多年来，出版了以《中国科学》系列、《科学通报》为代表的300多种科技期刊，其中英文刊60种。2016年度，国内共有35种期刊进入国际同领域期刊排名Q1区，其中，科学出版社主办或出版的位于Q1区的有11种期刊。尤其是2014年创刊的《国家科学评论》，其最新影响因子（9.408）在全球多学科综合类期刊中位列第六。

科技期刊一直是科学出版社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业务内容之一。我们的定位很明确，就是要接着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并推动科技期刊学科集群化发展，着力提升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科技全球话语权。

今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这是国家第一次把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提到这么重要的决策高度上。对从事科技期刊出版的机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我们出版工作者而言，既是压力更是动力。

《中国科学报》：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业发生的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再到提供知识服务的转型。科学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经历了怎样的探索和实践过程？未来，科学出版社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向知识服务商转型上，还将有哪些创新举措？

林鹏：2014年，我们率先提出科技出版业向知识服务转型的概念，着力推进期刊整合业务集成平台、图书数字产品集成平台、专业数据库集成平台等三大平台建设，逐步构建知识出版、知识服务体系，以期缩小与国际同行之间的差距，加快推进以产品化（书刊）为特征的传统出版（1.0），经由以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服务（2.0），继而向智能化的知识服务（3.0）的升级转型。

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实践，近来更进一步明确了以打造大数据驱动下的知识服务云生态为方向，以专业学科知识库、数字教育服务、健康医疗大数据、新型期刊业务等几个重要创新业务为重点，通过经营“内容资源+数字平台”的二维要素，推动内容与技术、资本、渠道、品牌的融合发展。

未来，我们将推动从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业务格局向国内国外相结合的国际化格局转变；从以图书业务为大的一元产业架构向产品+服务+金融三元产业架构转变；并围绕国家科创中心建设，开拓新业务，推动从科技出版向科技传播的一体化科研服务转型。

只有不断培育增长新动能，推动创新业务从“播种培育”走向“开花结果”，加快推动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真正实现从传统出版向知识服务的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科学报》：在这场巨大的数字化变革中，科学出版社坚持不变的是什么？

林鹏：我始终认为，数字技术是手段、是辅助，而科技内容资源才是科技出版的核心。无论出版的业态如何变化，精品力作的选题策划和编辑出版，始终是一个出版社最朴素也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安身立命之本。

我比较担忧的是，中国科研产出的体量越来越大，而作为一名科技出版的编辑，如何在广泛市场调研和同行评议的基础上，从庞大的科研成果中，筛选出真正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内容。精耕细作出好书，是出版工作者最基本的核心素养，这就必须要持续倡导“工匠精神”。

也正因如此，科技出版单位要想实现转型升级的突破，在激烈的出版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做的就是提高科技内容的质量。

2012年起，科学出版社就启动实施了“内容质量全面提升工程”，强化科技内容资源在出版中的核心作用，围绕质量效益，强化专业化策略，持续提升内容质量。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各出版领域定位，加强选题集中度，强化业务单元的产品线设计，突出产品特色。相信这一工程会为出版社当下乃至今后的发展以及产业转型升级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