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研究员说，改革开放40年给农村、农业带来了四个历史性的变化。

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季焜教授说，过去40年中国农业的高速增长依靠的是四大驱动力。

12月9日，两位农业政策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农村改革40周年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建所60周年学术论坛上，探讨了如何从改革开放40年经验中看待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

四大剧变和四大驱动力

“我个人比较看中的是这40年改革开放给农村、农业带来的历史性变化。”叶兴庆开宗明义地指出，第一个变化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从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到家庭联产承包，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权的两权分离，后来农民进城，土地经营权进一步从中分离，成为三权分置。

其最大的制度性成果，是农民可以自由支配劳动时间，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进城农民市民化提供可能。

其次是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在农业产业政策方面，实现从“索取”到“给予”的根本性转变；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实现从“农民自办”到“国家提供”的根本性转变。其最大的制度性成果，是把农业从工业化原始积累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把农民从“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地位中解放出来。

再次是农民与村落共同体的关系：家庭承包后，农户成为独立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村组集体虽然还要不同程度地承担集体公益事业，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已不适应时代需要。其最大的制度性成果，是在中国最广大的群体中培育起民主政治的实践者。

最后是农民与世界的关系：从自然隔绝到深度融合、从垄断经营到自由贸易、从外汇贡献者到贸易逆差者。其最大的制度性成果，是拓展了检验农业绩效的维度，对国内农业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形成倒逼。

过去40年我国人口占全球20%，但只有占世界5%的淡水资源、8%的可耕地资源。2015年我国食物自给率达到95%。“为什么能达到95%，用一句话回答就是，过去40年农业每年以4.6%的速度增长。”黄季焜说，农业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改革和农业投入这四大驱动力。

制度创新是1979—1984年农业生产力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

根据学者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4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

市场改革很重要。本世纪初之前，采用双轨制、渐进性的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农业到工业，即使农产品市场改革也是从一般产品开始，最后才到战略性重要性的粮棉油糖改革。总的来说，市场改革改善了中国农业生产结构，提高了资源配制效益，提高了农民收入。

2004年以来，面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农产品净进口的挑战，国家出台了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政策，并加大农业投入。黄季焜认为，尽管此前走过了小小的弯路，但从2014年启动的新一轮市场改革已经让我们回到正道上来。

对未来农业的再思考

要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并不是很容易，未来的路也不会很平坦。

叶兴庆提出，如何看待产能过剩、资源透支问题？如何看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表现为间歇性方式的二兼滞留现象？如何面对农业生产成本上涨速度明显快于农业产值增长速度、农业利润空间日趋收窄的成本倒挂问题？农产品价格保护的“黄箱”空间收窄，“绿箱”总量取决于国家财力与政治意愿，而关税和配额的边境保护有限的矛盾如何解决？

叶兴庆认为，要解决上述矛盾，首先，要找到一个支点来撬动农业，让农民从新发展方式中得到的净收益大于从传统粗放发展方式中所能得到的净收益。

其次，未来农业经济方式的创新，根本目的是要获取农业的规模效应。这种效益要从规模的条件出发，包括规模化生产、规模化服务和规模化布局三种形态。

其三，未来竞争力的提高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硬碰硬地拼成本定价，通过政策调整、规模经营、制式结构的改变来提高农业的成本竞争力、价格竞争力；同时还要巧取，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挖掘小规模农业竞争力。

其四，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方向是，农业支持政策如何转型。如最低收购价政策到底往哪个方向走，既要保障稻谷和小麦基本产能的稳定，同时又要符合WTO要求，其中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

对于未来，黄季焜认为农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表示，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农业的价值增长90%以上要靠蔬菜/水果、畜产品、水产品、草牧业、特色多功能可持续产品等，应该加大对这些农产品的投入。在质量、安全上提高产值，产业才能得到保障，农民收入才能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