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作为在管理和文化取向上具有开放性的社会组织，确实应该与社会相融，但无论多么开放，它与社会之间终归是有边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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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高校“校园游”再次受到公众的热捧，尤其是名校，比如北京大学东门口散客队伍时常排起百米长队。但是，校园游却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黄牛”吆喝一百元就可免排队带游客进北大，清华大学的标志性景观日晷一再遭到刻画等不文明对待。

鉴于游客接待力不足、校园环境遭破坏等诸多因素，不少高校都采取了限流措施，但这又引起了其是否应该开放的争论。

那么，高校校园游真的是一限了之吗？在这一热潮背后，又有怎样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

旅游热和教育热双重推动

在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看来，校园游热其实反映了高校与社会的接触变得越来越密切。

“过去，大学在人们心目中只是象牙塔，现在已经由社会边缘变成了社会中心。”刘志业说，课程设置与社会接轨，在育人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民生，这是大学步入社会中心的一个表现；另一个表现就是大学与社会的边界高度降低，对社会各界越来越开放。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侯定凯则认为，校园游主要反映了当前社会的两个“热”，一个是旅游热，另一个是教育热。

“暑假是旅游旺季，而一些高校本身就位于景区，校园里还有一些人文古迹，所以就会成为旅游热的一个组成部分。”侯定凯说，教育热会更加持久一些，因为对于孩子的培养，除了学校教育外，家长还希望他们通过校园游增长见识、拓宽视野，提供另一种成长空间。

“旅游热和教育热加起来，就使得校园游成为每年寒暑假不变的热门话题，让消费者趋之若鹜。”他说，而且现在无论是交通还是生活条件，都为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对此，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校园游热的背后是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待，是中国家庭普遍对孩子教育、子女成才的高度重视。”他说，不仅仅是“不差钱”的家庭，不少家庭勒紧裤带也会报名让孩子出来参加高校校园游，希望能对他们的学业和发展起到激励作用。

校园游带来高校管理难题

对于公众热捧的高校校园游，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它是大学向社会开放资源，参观者（主要是在读学生）了解大学、体验大学学习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很显然，目前的校园游变为了景点游，还为一些机构制造了商机”。

在他看来，校园游大致有三个层次：最低层次的是“到此一游”，走马观花，在标志性建筑、景点前拍照留影；稍高层次的是除了参观校园建筑、景观之外，还参观开放实验室、博物馆等，更深入了解大学；而深度的校园游，则要在大学里学习生活一段时间，上课、做实验、听报告。

“目前，国内大学游和海外游学大多停留在第一层次，就是到大学里去参观，包括一些高收费的海外‘名校游’，有的只是到大学校园里走一圈。”熊丙奇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社会存在旺盛的需求，商业机构看准了其中的商机。“但是，大学就是开放校园让游客参观都接待不过来，更不用说开放实验室、博物馆，给学生作讲座、报告了。”

对此，张端鸿也表示赞同。

“高校本身并不是一个景点，而是教学科研单位，它有自身的管理秩序和管理要求，不能简单把它看作完全开放的景点。”张端鸿说，大学具有开放性，比如图书馆、体育馆等公共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公众开放，但大学也有其有限的容纳能力和脆弱性。

“我国的传统名校大多空间局促，跟国际上的很多知名大学相比，人多地少、空间拥挤，如果毫无底线地彻底对社会开放，那整个校园就会失去秩序，就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大学校园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开展。”他说，即便在暑假，大学教师也不会停止科研，很多学校都为学生开设了暑期课程。

对于张端鸿所说的有限容纳能力，有北大的一组数据为证：7月12日至7月31日，该校东侧门散客登记入校数日均2688人，并有大量儿童没有登记；东门团体预约入校日均3700余人；因校内培训班、备案活动、会议等事宜入校近2000人，算下来，每天进入北大的访客平均约8000人。但是，北大用数学模型对校园环境承载力的估算是每天上限大约为5700人。

因此，面对庞大的校园游人流量，高校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措施。比如北大分时段限流，每天7:30~11:30和14:00~17:00接待游客；再早些时候，中山大学推出“限外令”，严查入校的外来人员；武汉大学也从去年开始实行网络实名预约制度，限制入校参观人数，尤其是樱花盛开期间。

在刘志业看来，类似“限外令”这样的举措实在是无奈之举，“学生安全、财产安全、环境保护等都会存在一些隐患，高校只能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适当控制”。

被动变主动加强有序管理

面对校园游带来的管理难题，高校到底该如何解决呢？

熊丙奇认为，可以破除学校的围墙，把学校和社区打通，变学校为社区的一部分，实现两者的公共资源充分共享。“不过这一思路面临很大的现实阻力，高校管理者会担心一旦拆掉大学围墙，校园的宁静将被打破，安全问题会增多。”

“另外一个解决方式，就是在有围墙的情况下将大学作为一个景点（景区）进行开放。”他解释说，不妨将其建设为一个向社会开放的景点，增加景点接待、服务功能。其中，参观实验室、博物馆等也可作为体验项目。

“大学变为景点，不是说就要按景点收门票，这要由政府和高校在听取师生和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共同决定。”熊丙奇补充道，一种是由政府拨款解决按景点开放的管理、维护费用，如一些公园免费开放一样；一种是学校按景点管理、维护费用准收成本费，也将其作为调控人流的一种方式；再就是根据景点的接待能力，实行网上预约制，并纳入规范管理。

在侯定凯看来，当前，高校还没有以积极的姿态去迎接社会人士的参观，仍旧处于一种相对被动的接受状态，“校园游带来的负面问题，与高校准备、组织工作不到位有很大关系”。

“在游客进入校园之前就告知注意事项，再由学校安排学生志愿者等专门人员带队参观，同时，这对本校学生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他举例道，还可以在校门口设置介绍校园景点的二维码，准备一些介绍校园的宣传印刷品，这样在参观时能更有针对性。同时，进入校门前，提示游客在参观校园中的安全事项和行为规范。

“总的来说，高校应该成为校园游的主动方，就像主人去接待客人一样，开发更多有教育意义的校园产品，而不是每每被动应付。”侯定凯说，特别是在人流量过大的情况下，有一些预案和准备很有必要，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管理和组织方面。

应正视大学与社会的界限

而在校园游的表象背后，高校的开放问题同样值得探讨。“因为，终究会有一部分人因为一些原因而无法共享大学的资源，而组织良好的校园游正是我们展示开放办学理念的一个窗口。”侯定凯说。

“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社会上的现象在大学里也都能看到，但在理念上，我们还是沿袭了一种相对比较封闭的思想。”他举例说，从对待校园游引发的一些问题的简单化处理方式上就可以看出来，“总体来讲，我们高校对于处理与社会的矛盾关系、形成与社会良性的互动方面还缺乏准备。在校园开放方面，高校需要更多考虑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发挥其他社会机构所起不到的独特作用”。

对于侯定凯所说的封闭，刘志业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城市化建设还在初、中级阶段，校园中的生活与社会上的有所不同，各方面的资源配置也不平衡。“我们虽然国力日渐强大，但是在国民素质、环保意识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欠缺，无法一下子将这些全部弥补。同时，我国高校短时间内也无法做到与社区的完全融合，开放需要一个过程。”

“开放并不意味着敞开大门谁都可以进，这是肤浅的，更高层次的开放是扩大对外交流、更新办学理念。”刘志业强调说。

在熊丙奇看来，大学校园的开放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根据目前校园游的现实情况，在广泛听取师生和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政府和高校怎样进行校园开放的民主决策，建立开放的学校管理决策机制，才是大学最重要的‘开放’。”

而我国高校的开放程度不够，张端鸿认为，这是与高校在传统上作为一个高等教育机关而密切相关的，所有机关单位内外有别，不能彻底地对外部开放。“不过，大部分高校都是尽量地接纳游客，并安排相关事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高校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大学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作为在管理和文化取向上具有开放性的社会组织，确实应该与社会相融，但无论多么开放，它与社会之间终归是有边界的。”他说，一方面大学要改变自身作为一个机关的习惯，能向公众开放的尽量向公众开放；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大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的边界，社会公众也要包容大学维护自身教学和科研秩序所开展的校园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