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雪芹

2016年4月14日10时52分，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我国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是我国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正如他非常喜欢的萧伯纳的名言一样，他像一支火炬，将自己的一生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后一代人。

独立自主的精神

梁思礼家中布置了简单的灵堂，不停有人前来悼念。梁思礼的女儿梁红带领《中国科学报》记者参观了其父亲生前待的时间最多的地方：书房。在这个不大的书房中，整整齐齐陈列着各类书籍、梁思礼及家人的合影，最显眼的一幅字写着“厚德载物”。在此，梁思礼生前最喜爱的消遣就是听音乐、与计算机下象棋。

梁红也曾是一名卫星控制领域的科研人员。她告诉记者，父亲留给两个女儿最大的财富，就是从小便培养她们独立自主的精神。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解决，而不去依靠任何人。梁红说，父亲从17岁到美国，之后的生活完全靠自己，母亲也是17岁参加革命，独立自主的精神是他们的传家宝。

梁思礼当年在天津读完高中后，申请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嘉尔顿学院的奖学金。他的母亲把买完船票余下的100多美元包好，告诉他今后一切要靠自己了。梁思礼去美国仅半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他和家人彻底失联。在美留学8年，梁思礼从未得到过家人的接济，完全靠自己打工挣来的钱上学和生活。

难以磨灭的深情

原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顾问朱明让是梁思礼的老邻居、老“战友”。他自1960年大学毕业便分配到梁思礼研究室工作，对比自己大13岁的老领导最熟悉不过。

坐在记者对面的朱明让如今都不能抑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感觉梁思礼离开得太突然。回忆梁思礼去世时的情形，他说，那天自己从外面回来，看到楼下停着一辆救护车，非常惊讶，等上楼之后，看到两名救护人员在梁思礼家急救，自己的血压一下便升高了。

实际上，梁思礼之前的身体非常好，七八十岁还能长时间漂在水面上。对体育的爱好也几乎贯穿了他的大半生。热爱美式橄榄球、考了救生员证的他，还是普渡大学古典式摔跤队队员，曾获得美国中部大学联赛摔跤冠军。

梁思礼的秘书杨利伟说，梁思礼在生活上多姿多彩，他性格开朗、心胸开阔、眼界宽广、兴趣广泛，是一位思维广博、敏锐的战略科学家。

梁思礼与老伴赵菁感情非常深，而且还很尊重这位“老革命”。有一次，他很难为情地对杨利伟说：“小杨，我犯错误了，把赵老师给得罪了。”原来，赵菁下楼买菜忘记带钥匙，梁思礼自己在书房听着音乐与计算机下象棋，没有听见敲门声，结果害得她半天进不了家。这事让梁思礼愧疚了好多天。

敢于直言为航天

杨利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梁思礼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航天人，直至生命最后，与自己说得比较多的还是航天育种的事情。他非常支持我国发展航天育种，将作物种子搭载于航天器上，进行人工培育、优选，这样不仅产量增加、抵抗病虫害，还有很多好处，有利于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当年，正是因为梁思礼敢于直言，机智攻关，才让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的钱学森深入基层，发动起科研人员，展开了一场航天控制发展史上的“杀血路”活动。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发射失败后，控制系统修改设计上遇到一个瓶颈。1963年的一天，钱学森召集他们开会，研究修改设计问题。钱学森说看到一个资料，美国当时的研究已能把空中飞行的一根光杆控制住。当时很多技术领导在场，谁都不敢说话，但是梁思礼开口了，他说：“就算我耍赖皮了，还要说几句。”然后坦陈当时科研中的困难和问题。

听完梁思礼的陈述，钱学森随即表态：“那你们回去成立一个小组，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要亲自参加。”于是，十几个人的“杀血路”小组成立了。梁思礼协助当时的黄维禄副总师领导并组织实施“杀血路”工作，历时3个多月，研究提出多种方案，控制系统改进后，火箭于1964年连续8次发射成功。

与梁思礼共事过20多年的研究所原所长董若环与同事孙凝生在其单位举行的追思会上表示，梁思礼对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他参与了中国航天历史上的诸多“首次”，爱国的信念支撑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无愧于父亲的传承和家庭的教诲，用自己的一生和不懈追求实现了报国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