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校专业分流过程中，什么样的标准更简单、更能体现所谓的“客观”、更能让学生“服气”，就会被采用。而不是说，什么样的标准更能体现专业选择的科学性、准确性，就会被学校采用。挑来挑去，这样的标准只剩下成绩。

■本报记者 温才妃

早在半年前，通过大类招生进入上海某高校、即将升为“大二狗”的小李，就在网络上咨询专业分流的相关问题。学生层面的焦虑来自于，成绩不理想去不了心仪的专业，成绩理想又要在热门与兴趣之间挣扎。

而高校层面的焦虑则来自于另一方面。最近一则新闻，点燃了网友的神经。衡阳南华大学2014级土木工程系采用抓阄的形式分流专业。据该校宣传部人员解释，考虑到选专业冷热不均，学院决定采用抓阄的方式分专业，但成绩排名前200位的学生可自选1次喜欢的专业。

如此儿戏的专业分流，在高校掀起了轩然大波。但同时也提醒人们，专业分流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大类招生+专业分流”本是国内外通行的一项改善专业设置过窄、给学生二次理性选择专业的机制，但如何将机制用好，而不是形似神不似，国内高校仍须“补课”。

还有哪些不合理的标准

听闻“抓阄分专业”，几乎所有受访者的第一反应都是“荒谬”。

但荒谬的背后，也暴露了大类招生高校普遍的无奈。宁波大学阳明学院院长方志梅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专业分流其实由大类培养产生，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教师、学生及其家长对于人才培养新模式的观念认同，以及高校基于社会需求的专业结构优化机制。当然，学生根据自身需求和社会需求所作出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会对部分专业带来一定的冲击。

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才有了抓阄分专业这一“下策”。事实上，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因素是隐性的。比如，参考高考成绩。

记者查看了一些国内高校的专业分流标准，其中有一类是“高考折算分+ 第一学年成绩折算分+综合表现”，高考成绩占权重的20%至50%不等。

小李告诉记者，如果高考折算分占40%，那么，压线通过或是仅比录取线高一些的学生，在专业分流的时候并不占优势。“综合表现的权重至多不超过10%，那么，即使这名学生在大一期间努力学习，顶多也只能拼到中等水平，在分专业时并不占优势。”

“没有被高考淘汰，努力了反而被大学淘汰。”这种“冤死”的情形，归咎于高校制定的不合理的分流标准。

基于高考成绩的弊端，还有一类较为普遍的分流标准——“志愿+第一学年成绩”，即学生填报若干志愿，按第一学年成绩从高到低排列，当某一专业志愿饱和时，分低者掉入第二志愿录取。

“如果学生兴趣不明、盲目从众，笼统地以总成绩作为考察标准之一，尚不足以保证专业选择的准确性。”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侯定凯说。同是文科大类，新闻侧重写作能力，哲学对批判性分析能力的要求更高。然而，专业分流的过程中，这些能力并没有加以甄别。

分流逻辑是怎么生成的

多年来，专业分流冷热不均的矛盾一直存在，但若不是此次“抓阄分专业”事件，它不会那么醒目地跳出来。

“在高校专业分流过程中，什么样的标准更简单、更能体现所谓的‘客观’、更能让学生‘服气’，就会被采用。而不是说，什么样的标准更能体现专业选择的科学性、准确性，就会被学校采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挑来挑去，这样的标准只剩下成绩。

那么，为什么是高考成绩？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师表示，加入高考成绩考虑的是一些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因不适应大学学习，或是进校后热衷校园活动，导致成绩下滑，因其学习能力已经得到高考认定，“这部分人不能不给他们机会”。

然而，这一理由并不能站得住脚。方志梅认为，高考成绩为考生选择学校、选择学校的大类提供了不同的空间和权利，进入大学后，每位学生在某个大类中都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为什么是第一学年成绩？

实际上，第一学年的表现代表了学生在校状态。在中外高校的专业分流问题上，考查第一学年成绩都是无可厚非的。

“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下，应该给勤勤恳恳、努力学习的学生更多的选择权。”方志梅补充道。

只是单单以“志愿+第一学年成绩”的方式，尚不足以体现专业选择的准确性。实际上，一些学校尝试考查学生的“综合表现”。

方志梅坦言，由于学生活动的积极程度通常靠辅导员等人评判，主观性比较强、难以量化，评判起来对学生的说服力不足，反而会给专业分流带来不稳定因素。

因此，“志愿+第一学年成绩”的标准成为专业分流中“最稳妥”的标准。那么，我们是否要就此作出改善？改善的空间又在哪里呢？

专业分流，该如何体现“专业”

“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把四年本科教育‘一分为二’的目的是什么。”侯定凯说，高校希望学生不要因为过早定位导致知识面狭窄，从而通过大类招生或培养使得学生延缓对专业的选择，这是将学制“一分为二”的初衷。

然而，透过上述分流标准，足见国内大部分高校对于这一初衷的考核太过潦草。

事实上，“专业分流的考核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侯定凯解释，承前，反思第一年课程有没有达到“宽口径”的效果，这一个过程可以对学生的社会活动、活跃程度等有更多期待；启后，看前一阶段的学习能否服务于专业教育，在选拔中要注重学生选择某一专业的动机、是否符合某一学科的能力要求等考查。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博士生汪蓉向记者介绍了美国高校的一些做法。在美国，大部分学生经过通识培养之后，会在第三或第五个学期进行专业分流。其分流标准除了提供成绩单，达到最低的学分绩点之外，有的学校还设立专门的学术机构进行评估，有的学校则规定学生在前几个学期提前选修两门及以上专业课程，以此保证学生专业选择时少走弯路。

“真正建立起既能满足学生未来发展需要，又适应高校教学规律的专业选择，才是破解分流困境之道。”别敦荣说。

在国内高校，如湖北大学的专业分流采用“面试”“面试+笔试”，且不同专业要求不同学科背景的考查已经在尝试中建立。

别敦荣补充，这需要高校对学生进校后的发展持续不断地跟踪，教师、辅导员不断地跟学生探讨专业发展要求，还要具备一些技术手段，如能力测试、兴趣评估，帮助学生了解兴趣所在，建立专业认知，“技术手段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某些指标无法量化的问题”。

方志梅对此表示赞同。为此，她所在的高校部分专业实行了“专业准入+志愿+第一学年成绩”的做法，同时专门开发了相关软件，让专业分流在阳光下进行，保证公平、公正。

怎么关怀择优中的“落败者”

无论是专业分流设置一定的扩比，还是分数低者有且仅有更少的专业选择权，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有选拔就会有择优，有择优就有人暂时“落败”。问题是，“落败者”该怎么办？

“学生在某一专业学不下去，他自己通常是无能为力的；除非出现极端行为，学校通常也是‘见死不救’的。”别敦荣指出，高校放任学生“自生自灭”的现状令人忧虑。

凡事论成绩、讲排名严重伤害了学生的个人发展，也成为学生退学、辍学的主要原因之一。

侯定凯表示，进入大学，学校就应当一视同仁，承担起对所有学生的培养责任，包括那些暂时不显山露水的学生。而在现实中，每个学生初入大学都会有一段适应期，由于制度加剧了不良倾向，或是因为暂时无法适应被贴上了“我不行”的标签，对学生的伤害也将是巨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第一年的意义重大。”

为此，他建议，一年级末对学生专业选择的辅导，不该只是整体诊断，还应该有个别诊断。“这部分人的比例不高。有的人是学习能力问题，有的人是学习兴趣的问题，如果学校硬是强加专业，他有可能会放弃自己。这种诊断应该交由任课教师、辅导员去跟踪进行。”

别敦荣对此表示支持。在他看来，高校可以做的事还有很多，请专业人员帮助他改进学习方法，采取干预措施纠正行为偏差……“学业指导是国内高校近期亟待加强的，尤其是面向大众化教育，成绩不理想、态度不端正、方法不恰当者会越来越多，这都需要我们及时做好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