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达（中国工程院院士）：

新药审评需要“一审二帮”

早在1987年新药审评办法公布后，我曾大力提倡新药（特别是中药新药）的审评工作需要“一审二帮”。“一审”是从严审评，六亲不认，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通融。“二帮”不是帮助走后门，蒙混过关，而是帮助申报新药者深入了解新药研制及审批有关政策、法规、标准，以及各项研究的基本要求，各种申报资料的技术标准。在学术上、技术上进行宏观指导，使申报单位少走弯路，也使审批工作在“审”与“帮”两方面发挥作用，有利于新药研制与审批工作的健康发展。

为了正常工作，要进行“一审二帮”，“官民”双方的正常接触与合作是必要的，为官清廉在于实质，不在于形式。即使官民完全隔离也未必能防止老虎再生。加强药审办官员、审评专家与研制单位的正常合作（当然不是钱权交易），特别是对研制单位、申报单位的指导工作是很必要的。我曾见一些领导，和蔼可亲，官民一家，一副为民服务的公仆像，但是在执法时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值得敬重。

希望在药监局里能够多一些生动活泼、和蔼可亲、团结合作，而又执法如山、公正廉洁、六亲不认的公仆。新药研制与审批工作的改进与完善，势在必行。涉及药政、药监、药检等多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工作，需要通盘考虑，全面布局。

刘广明（河南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潜规则是最大的危害

在2015年高校招生中，有两个大学的案例值得研究与深思。一是671分的重庆江津区文科第一名阳阳与复旦无缘。二是江西上饶市广丰区高考状元王希，由于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清华大学理科投档分数为686分，与清华大学公布在江西的理科分数线685分存在1分之差而与清华失之交臂。

明规则较易发现。最为主要的是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该“通知”被称为“高校招生‘26个不得’禁令”。明规则是天网，它规定了高校招生活动的制度边界。照此标准，江西考试院按规则公布清华投档线；复旦按规则进行录取；中央财经大学按规则不予退档等，均表面遵从了这一明规则。这些是阳光招生的保证，也是确保高校招生公平的关键。

这其中的潜规则，则更可怕、更害人、更违背招生公平的原则。在这两起事件中，复旦大学以“专家组咨询确认书”的形式出现，进行合法外衣下的非法招生；清华大学则是给予王希口头承诺进行违规招生。这两种形式都是教育部明文禁止的，但都有合法的伪装。

在教育部招生禁令的明规则面前，各高校都不敢公然违抗。但为了招揽优秀生源，一些高校还是违规制定一些潜规则来招生，而出问题后，早已在潜规则中设计了逃避责任、推卸责任的方式与方法。

这些规则对本校无疑是有利的，但对教育大环境，特别是对学生则有很大的危害作用。这些潜规则出问题后，学校基本没有法律责任，最多只是道义上的责任，学生成为受害者；这些潜规则如果没有出问题，则学校学生皆大欢喜，毁的是教育公平的环境。

葛肖虹（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抗战文化”的功绩

从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八一五”，中国人民苦战了十四年。“七七事变”前后，千百万热血青年纷纷奔赴抗战的前线，他们只有一个信念“抗击日寇，保家卫国”，这里不能不提到“抗战文化”的启蒙作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大批爱国文化艺术界人士汇聚上海、重庆，上海和陪都就成了我国“抗战文化”的发祥地。在抗战救国的背景下，由于国共合作，文化控制相对宽松，知识分子思想比较自由，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师创造了极其辉煌的文化，比如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剧目都产生在这个时期。应该说这个阶段的现代文学和戏剧是我国近百年来最辉煌的时期。田汉、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作曲家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任光、吕骥等创作的抗战歌曲鼓舞了千百万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奔赴抗战前线。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弥漫着投降的气氛，只有延安中共中央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的胜利在国统区广为传颂，鼓舞着国统区的广大军民。

为什么三四十年代国统区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投奔太行山抗战前线？“抗战文化”的启蒙影响功不可没,它使国统区青年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因此总结、整理“抗战文化”的资料、文物以教育后人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