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淑光

【从这点似乎可以看出，贾宝玉已经表现出了一种对西方医学的崇拜感。】

清朝定鼎之初，因无力在海上与郑成功等抗清势力争雄，遂于顺治十三年六月颁布禁海令，敕谕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商民船只不得出海，以防输送物资资敌。至收复台湾之后的次年，即康熙二十三年，清廷认为海氛廓清，遂逐步解禁，虽然期间也时时加以限制，但还是因此形成了一个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较为繁荣的时期。

曹雪芹大概出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左右，此时曹氏家族正处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繁华阶段的末季。虽然不能如《红楼梦》中王熙凤所说的“那时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但是江宁织造府接触较多的外国使节、客商及种种舶来品是非常自然的。随着繁华落幕，“好了歌”奏响，曹雪芹著书黄叶村时追忆秦淮风月，遂把这些异域元素一一沉淀在了《红楼梦》中。

书中的异域元素中最使人震惊的是六十三回提到的“海西福朗思牙，闻有金星玻璃宝石，他本国番语以金星玻璃名为‘温都里纳’”。福朗思牙当为“France”的译称。据学者考证，“温都里纳”指的是内含金星的棕黄色宝石，该词是据法语原文“aventurine”转译而来。曹雪芹知道这一国名，并把这一物产写入小说，足见其异域视野超越时人。此外还有种种异域元素弥漫于贾府生活的服饰、饮食、医药、用器及日常交流中。

从服饰来说，林黛玉初见王熙凤时，后者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和“翡翠撒花洋绉裙”。洋缎即指倭缎。据《天工开物·倭缎》篇中记载：“凡倭缎制起东夷（日本）。漳（州）、泉（州）等地仿造”。洋绉也当为外国制造或仿外国工艺的服饰材料。而稍后出场的贾宝玉穿着“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由此可见穿着外国纺织物在贾府已具有一定普遍性。此外书中还出现了“大红羽缎对襟褂子”“羽缎、羽纱”“西洋布”“洋锦袄袖”“哆罗呢”“雀金裘、雀金呢”等外国服饰和织物。据清代王士禛在《皇华纪闻》中记载：“西洋有羽缎、羽纱，以鸟羽织成，每一匹价至六七十金，着雨不湿。”“哆罗呢”是明末清初从西欧传入我国的一种阔幅的毛织呢料。“雀金裘”是书中推动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元素，晴雯就因为缝补这件衣服加重病势而早夭。书中言及“雀金裘”为俄罗斯国所产。据清代叶梦珠在《阅世编》卷八中记载：“今有孔雀毛织入缎内，名曰‘毛锦’，花更华丽，每匹不过十二尺，值银五十余两。”

关于饮食方面，薛蟠生日时曾收到寿礼——暹罗国进贡的灵柏香熏的暹罗猪和鱼。暹罗是泰国的旧名，在清代康、雍、乾三朝曾多次朝拜中国并进献贡物，其中无疑包括颇受性情挑剔的林黛玉钟爱的暹罗茶叶。书中另提及多种外国饮品，如西洋葡萄酒、木樨清露、玫瑰清露。这些都不为无据。西洋葡萄酒自明末清初开始传入我国，学者彭孙贻曾在《客舍偶闻》中记叙了一场酒局，主角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与客人“潞公”等：“（汤若望）取西洋葡桃酒相酌……‘此物不可遽饮，以舌徐濡之’……（潞公）才一沾舌，毛骨森然若惊，非香非味，沁入五脏，融畅不可言喻……”

木樨清露和玫瑰清露为木樨花（即桂花）和玫瑰花经蒸馏而得的液体，两者均有疏肝理气、醒脾开胃的功效。清初的西洋传教士南怀仁在其所著的《西方要纪》中写道“其名玫瑰者最贵，取炼为露，可当香，亦可当药。”贾宝玉被父亲痛殴之后不思饮食，王夫人把两种清露交付袭人给宝玉调制饮用，可谓对症。因为清露为未加入调色剂的蒸馏原液，故浓度较高，所以王夫人交代说：“一碗水里只用挑上一茶匙，就香的了不得呢。”

鼻烟为茄科植物烟草的叶加入其他药材后制成的粉末，有通关窍、治惊风，外嗅以发汗通鼻窍的功效。晴雯患伤风后用中医调治，疗效不显，因此贾宝玉建议用鼻烟诊治。晴雯嗅闻后果然病势减轻。于是宝玉进一步建议用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依佛哪”治疗。从这点似乎可以看出，贾宝玉已经表现出了一种对西方医学的崇拜感。

自鸣钟在贾府中的使用比较普遍，按照王熙凤的说法：“素日跟我的人，随身俱有钟表，不论大小事，都有一定的时刻。横竖你们上房里也有时辰钟”。自鸣钟自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从欧洲传入我国，到清朝中叶，在官僚富豪家庭中已经成了较为寻常之物。除了用器之外，书中也出现了“西洋鸭”这样的动物。大概由于与西洋物种的较普遍接触，使得贾府的日常交流中出现了“骂的巧，可不是给了那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了！”这样的语汇。

书中有两个事例颇有意味，其一，薛宝琴在随父亲到西海沿上买洋货时见到一位面目同“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的真真国女孩，但是竟然熟读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写出“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这样的律诗，并且得到了“海棠社”众人的激赏。其二，冯紫英到贾府推荐母珠、鲛绡帐、围屏、自鸣钟四种洋货，其中围屏名为“汉宫春晓”，其上刻有山水、楼台、花鸟和宫妆女子，表现出了明显的中外文化融合色彩。从上述两个事例可以看出当时文化交流的交互性，表明在吸收异域元素的同时，中华文化也在异域深刻地烙上了自己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