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数中国人看来，读大学的目的无非是找个好工作。在这种国情背景下，学生家长在高考填报志愿时要注重所选学校、报考专业的就业率，教育主管部门将就业率纳入高校评估的指标范围的做法无可厚非。另一方面，促使学生毕业后尽早进入职业角色，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培养大学生的健康人格，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将每个指导教师名下的硕博士生的就业情况张榜公布，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增大指导教师的责任心、促进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的结合。

——李明阳《大学要不要追求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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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领导的老师或者研究员们，能把大量的研究资源和课题费集中到他们的手里，而且还是多个课题一股脑儿地向他们涌来。在他们的名下，课题数量最大，课题费也最多。可是干的活呢？那就不太好说了。可是，面对如此丰厚的资源，谁能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所以在填写各种表格时，在研究课题这类栏目中，他们是最不愁没得写的。

——胡懋仁《说说“双肩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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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根源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只有当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甚至降低到世代交替水平以下，才可能出现少年儿童和老龄化人口比重都比较低、劳动力比较多，低抚养比的橄榄型人口结构，即所谓的人口红利。

——赵新民《计划生育，人口红利，中等收入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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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索引和指数，研究人员就能容易地知道研究现状，判断哪些期刊最受人关注，哪些期刊影响力大等，从而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论文发表等。而对于管理人员来说，如何管理和评价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和在世界同领域中的地位，却是个难题，在无可奈何之际发现了期刊的影响因子这个参数，而这个参数恰是衡量一个期刊被引用的水平，也就直接或间接地表明了研究者的水平，于是这个参数就成为衡量研究水平的标准。

——鲍海飞《影响因子的颜值与胭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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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旅居海外，但在国内接受过教育的学问家，多半对于中国的启蒙教育打下的扎实基础是认可的。但我倒觉得，如今不少家长在望子成龙的焦虑心态下，过早地让孩子接受填鸭式的教育是没有必要的。教给他们思维方法和价值观，远比传授给他们“技巧”和“知识”更重要。如果别的孩子7岁会乘法运算，你的孩子5岁就会了，这就能为孩子日后的事业成功带来质的飞跃？充其量这孩子将来买菜找零的时候，算得清楚一点儿。看看有些亲戚的小孩子们周末、假期满满当当的补习日程，我真为这些孩子心疼。

——邵鹏《中国人的数学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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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罗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