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可荣

范先佐

■本报记者 韩天琪

前段时间，贵州毕节4名留守儿童服农药中毒身亡的事件曾引发广泛关注，它暴露了长期以来存在的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如今正值暑假，儿童离开学校监管视野完全进入家庭、父母监护环境，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却意味着可能进入了社会、家庭监护双重缺失的“无人区”，这更需要有效的心理介入。

留守儿童心理问题频发

“农村留守儿童暑假与城市孩子有很大区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教授范先佐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城市孩子大多数在父母身边，而留守儿童除了少部分来到父母身边，大多数还是留在农村。

“如果说平常还有学校来管理，而暑假则成为一个‘真空’地带。”范先佐说道。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鲁可荣表示，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发生在贵州毕节的4名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将这一问题暴露无遗。

一个孩子是否能健康成长取决于如下几个方面：家庭、学校、社会。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而对于留守儿童，第一任教师几乎是不存在的，由此会造成很多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范先佐注意到，城市中的学校现在已经高度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很多中小学都配备有专门的心理辅导老师，但是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农村，对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关注依然是非常微弱的。

在鲁可荣看来，由于留守儿童基本上都是隔代抚养，家庭教育中几乎很少有来自父母的心理关怀和辅导，而学校教育目前也没有配备心理辅导老师的条件。“所以在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上可以说几乎是空白的。”鲁可荣说道。

学校作用更关键

由于留守儿童的父母要外出打工，其中大部分不具备把孩子带到打工地接受当地公立教育的条件。因此从家庭角度来看，目前尚没有解决留守儿童安全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办法。“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依靠基层政府管理部门，从教育局到中小学，现行的农村教育体制改革使农村从小学开始就实行寄宿制，基本上都会安排生活老师照顾学生的生活，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尽可能在农村中小学配备心理辅导老师，或至少对生活老师进行心理辅导方面的培训。”鲁可荣补充道。

不过鲁可荣也承认，现在已经出现的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是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人口流入地政府已经开始为打工子弟提供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这在广东、浙江等外来务工人员流入大省前几年就已经开始实行了。还有一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回乡创业，这部分留守儿童疏于被关注和教育的情况有所缓解。”

范先佐认为，相比于家庭教育缺失现状的无奈，学校的作用更为关键。“我国公立义务教育一直按照1：19的师生比来配备教师，而农村很多学校根本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好在最新的“乡村教师行动计划”已经提出每个班配2.5名教师，农村教师的编制多了，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和教育来说是最现实和切实可行的办法。”

行动起来，多管齐下

鲁可荣提示，除了家庭和学校外，社会组织也可在假期组织志愿者和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给留守儿童开展心理辅导和安全教育活动。

“在我所在的浙江师范大学，每年暑假都会组织大学生参加义务支教，到农村为留守儿童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鲁可荣举例说，“其实很多高校在暑期都有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果可以跟团中央、高校的团委、学工部门联系的话，这种暑期活动应该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鲁可荣接着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名为“小候鸟护鸟活动”的关爱留守儿童计划。

“这几年在杭州、温州等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务工人员比较多的地方，每年暑假和寒假时都会由市、县团委组织开展‘小候鸟护鸟活动’，将假期来到父母身边的‘小候鸟们’组织起来，以‘夏令营’的形式，由政府财政承担费用，由大学生给他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心理辅导、安全教育、参观父母打工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组织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子活动。”

鲁可荣告诉记者，这项活动在浙江已经坚持举办四五年了，效果非常好。“浙江各级政府之所以开展这样的活动，与执政理念的转变密不可分。早在几年前，浙江省政府就提出‘新浙江人’的概念，把外来务工人员作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一分子。通过这样的活动也培养外来务工人员下一代对第二故乡的感情，为劳动者队伍提供了后备力量和生力军。可以说，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态度逐渐从排斥走向接纳，对他们的定位逐渐从负担变为资源，这是‘人’的城镇化过程中必须进行的包容和融合的过程。”鲁可荣说道。

在范先佐看来，虽然志愿者活动对缓解留守儿童暑假缺乏管教的现状有所助益，但也应看到志愿者暑假期间留在农村的时间毕竟有限，而且我国幅员辽阔，志愿者也不可能深入到每一个有留守儿童的农村。“志愿者活动是一个好的条件，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暑假期间将留守儿童送往父母打工所在地也是一个好办法，但他们的父母大多需要为生计而奔忙，可能鲜有时间陪伴和照顾孩子。”

“外来务工人员与留守儿童的分离是一种‘制度性的分离’，我们应当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只是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是很难解决这种系统性和制度性的问题的。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是个系统工程，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的作用需要‘四管齐下’。”范先佐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