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韩琨、温才妃、陈彬采写
十年前的2005年,也是一个骄阳似火的毕业季,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在那个夏天,不少人因为这份“意见“改变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乃至于人生轨迹。
十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支持和引导大学生赴基层就业的呼声不断,相关政策也层出不穷,比如“大学生村官计划”“三支一扶”“特岗教师计划”“西部计划”等,而各地乃至于很多高校也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引导和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不可否认,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政策和计划的鼓励,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将发展的眼光投向祖国的广大基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份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基层人才缺乏现状的工作已经完成。毕竟,在每年进入基层的大量毕业生中,很多依然是带着一种矛盾的心理走出校园的。“如果找不到工作,可以考虑到基层干两年”的心态在毕业生中并不少见,这种心态导致很多毕业生在基层并不安心、甘心。
与此同时,基层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在经济水平上与城市有较大的差距,同时在人文环境、文化生活上与中心城市更是无法相提并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而编制、待遇等一系列更实际的问题则更是困扰着走向基层的大学生们。
从10年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至今,究竟有多少大学生奔赴基层,具体数字相信无从查找。但根据这些学生下基层的渠道和目的的不同,我们却可以大致将其分为几类,而每一类学生所怀揣的理想不同,面对的环境不同,所遇到的困难与疑惑也就不尽相同。
本报就此采访数位在基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希望他们的所思所想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免费师范生
“吃螃蟹者”的失落
除了身为第一批免费师范生,西南大学小学教育专业毕业生贾伟还是第一个申请跨省就业的免费师范生。2011年,原籍河南的他选择留在了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县教委安排他去当地最好的小学任教,他拒绝了,因为他心中自有向往的学校。
那所学校叫冷水镇小学,当年离县城有3小时车程。2009年,贾伟先后在那儿进行了半年的支教、志愿者工作。当年,冷水镇小学没有校门、院墙,只有一幢教学楼和援建的办公楼。
贾伟想为“当地的留守儿童做点事儿”,而和他同一届的免费师范生则纷纷留在了重庆主城区。
能够遵循内心的选择,贾伟感到一丝安宁。但现实却是残酷的,由于编制不在冷水镇小学,享受不了相关的福利、津贴,一个月他仅拿到1800元工资。尾随他来石柱任教的,还有他的女友,也在一所乡镇中学当老师。两人月工资合起来不足4000元。随着年纪增大,他内心不时泛起一阵愧疚。
一年后,他被借调到县教委工作。那一年,是免费师范生申请读在职研究生的第一年。一向勇为人先的他,再次成为“吃螃蟹者”。“说实话,我们当中很多人是拒绝读研的。免费师范生读研只能继续待在本校,不得报考其他学校;只在暑假开课,享受不了全日制待遇,就意味着拿不到奖学金。”想到高考时的高分,如今却与读全日制研究生、其他高校研究生,甚至读博“无缘”,贾伟不禁感到一阵失落。
贾伟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他多次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但得到的答复总是“正在讨论”。直到他研究生毕业,仍未有更好的政策出台。
政策过于死板,现实太过残酷,使得“很多人离开了教师岗位,或去了市区的中学”。贾伟告诉记者,尽管免费师范生有规定,毕业后要服务基层2年,但多年来真正执行的人不超过1%。分布在重庆乡镇小学的教师多以中等师范院校毕业生为主,即便有重点院校毕业的师范生,最差也都留在了县里最好的中小学。
实际上,贾伟的身边也有很多跳槽的诱惑,总有人鼓动他考到县委当秘书。然而,不时有媒体采访、领导看望,加上内心忠于教师这一职业,他总是委婉地拒绝他人的好意。
“其实当老师挺好的。”贾伟总是这么说。但是,维系梦想的纽带,仅靠内心笃定,就够了吗?
西部地区
传承到基层去的传统
去年夏天,清华大学硕士毕业生李舒涛没有留在北京工作,也没有回到家乡重庆,而是奔赴了祖国的大西北——青海。确切地说,对他来说,这是“回到”青海。
本科毕业时是2011年,作为清华大学第十三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李舒涛来到了青海,在湟中一中教书。一年后,支教活动结束,返回清华园继续学业的他已经决定,硕士毕业后还要回到青海。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镇。
谈起这一选择,李舒涛说,的确与之前的支教经历有关。与此同时,他表示:“我们清华人,有响应国家号召、到基层去的传统。”
李舒涛能够来到隆务镇,得益于清华大学与青海省对口的选调生计划。
与普通的各省公务员考试相比,该计划能够帮助李舒涛真正地完成到基层去的愿望。说来也巧,在李舒涛毕业那年,清华才与青海省开通对口选调计划。“我是第一批来青海的。相比之下,清华去重庆的可能已经开展了四五年。”他说,这意味着,来到青海工作,他并没有师兄、师姐的经验可以参考。
“他是一个蛮有理想的人。”和李舒涛一同在青海支教的同学这样评价他,对于他毕业后扎根青海的行为也非常钦佩。但对于儿子这样重大的人生选择,李舒涛的父母一开始并不理解,也不支持。而如今,工作刚满一年的李舒涛说:“父母已经接受了。”
谈到学以致用,化学系出身对于李舒涛来说,对现在的工作内容并无直接帮助,但他认为,在清华这些年所受的教育,所培养出的能力、思维方法都对他现在的工作大有好处。不过,担任镇上的团委书记这一年来,也改变了他以往的一些认识。
“就拿团委工作来说吧,我之前在学校接触到的团委工作以学生为主,但现在,要在镇上开展团委工作,体验就完全不同。”李舒涛说。
与大多数大学生村官需要考公务员自谋出路相比,李舒涛告诉记者,各省对于像他这样的选调生还是给予了一定政策优惠的。“例如博士研究生在基层工作满两年,考核优秀,部分省份会安排其担任副处级或副县级领导职务。”
目前,李舒涛的想法就是在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让自己更了解基层,为以后更好地工作打好基础。毕竟,扎根西部,服务群众的想法,是要通过每一天的具体工作来实现的。
艰苦行业
喜欢的真心喜欢
掰着手指头数来,今年是福州大学资源勘查工程专业林元鑫工作的第四个年头。由于家庭条件并不好,外加有一颗“世界这么大,想出去看看”的心,毕业时,他毅然选择了与学院合作办学的紫金矿业西北片区就业。
地勘院的工作大多是随机分配,哪个项目要人他们就得上哪去。第一个工作点,林元鑫来到了新疆哈密戈壁滩,白天高达42摄氏度,晚上刮沙尘暴。陪伴他的只有几顶帐篷和同事,“四周连棵草都找不到”。
“刚来的第一天,我问了一个现在想来很天真的问题——师兄,去哪里洗澡?”此前从未出过福建的林元鑫问道。师兄听完就笑了。
有一次天降大雨,林元鑫兴奋地从帐篷里钻起来,拿出四五个脸盆接雨。可是,不到几分钟,非但雨没接着,脸盆也被吹得不见踪影。机智的他又拿出一个脸盆,“跟着风吹脸盆的方向跑”,果然找回了两个脸盆来。
之后他的工作就在祖国的山水中“不断穿行”。在陕西安康的丛林里,早上8点起床,爬到干活的地点已经正午12点了,“爬山爬到心塞”;在青海果洛州,高原反应使得身体一向硬朗的他,在打乒乓球时突发呕吐……
由于早就认定了这份工作,这一切让林元鑫并不觉得厌弃。但是,“做我们这一行业的确辛苦,在山里一待数月,与外界隔绝,小伙子找女朋友比较难;而且,离家太远,一年仅回一两次家,父母亲也照顾不到”。
林元鑫告诉记者,目前,留在西北片区的师弟、师妹尚有8人。有一届来了6人,已走了3人,不愿意出野外、不喜欢这一行业、转行不易边干边考虑……是这一行跳槽者、准跳槽者普遍的心态。但是,喜欢这一行业的人真心喜欢。“现在女生不能出野外,我们当中有个女生还是主动请缨外出。”同级同学中,干得特别出色者还拿到了集团公司一等功。
这些就业中的心态,大致从紫金矿业学院的就业走向就可见一斑。据介绍,由于行业调整、个人意愿等因素,2014年至2015年,该院学生基层就业的比例从往年的70%下降至30%。但与此同时,投身偏远地区工作的人数陡然增加,每年约16至19人,维持在12%左右的比例。
由于工作方向的转变,如今林元鑫的工作由野外转至室内,但是他依旧怀念在外面跑的那些日子。
大学生村官
我的出路是考公务员
在家乡所在地做一名大学生村官,但张璇(化名)在工作之余,想得最多的还是报考公务员。今年夏天过去,她就在安徽省淮北市下属某村工作满三年了。2012年,一个与她同时工作的大学生村官已经考取了某镇的公务员。
“平时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写材料。”张璇告诉记者。
作为某沿海省份“211工程”高校毕业的全日制硕士,张璇在最初择业时并没有考虑“大学生村官”这一职位,她的同学们也多在江苏、上海等地的企业就业。而她,因为家中父母不放心女儿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在父母的反复劝说下,回到了家乡做一名以前只在新闻中读到过的“大学生村官”。
“在开始工作前,我真的对‘大学生村官’一点概念都没有,完全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张璇坦言道。
真正入职后,张璇发现,自己能做的并不多,每日基本是一些文字工作和与电脑有关的工作。有时上级领导来到村里视察,她也会做一些准备工作。以张璇理工科的学习背景来说,这样的工作情况绝对称不上学以致用。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支部书记向记者透露,村“两委”的成员们基本都年龄偏长,“一般在四五十岁左右”,但大学生村官以本科生、硕士居多,一般也就二十多岁。他补充道:“村‘两委’的成员基本上把这些大学生当小孩儿看待,不太会让他们接触到村子里的核心事务。”也就是说,虽然大学生村官在文字处理等方面优于农村基层选举产生的干部,但是,其他方面,他们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张璇来说,之所以要考公务员,是因为留在村里当村官“没有出路”。她表示:“我们现在没有编制,没有住房公积金。”虽然有一些政策部门承诺工作若干年后,会给予大学生村官一定的安置,但很多时候这样的政策并不能落实。而且,很多大学生村官也不愿意继续留在村里工作。
面对并不令人满意的工作现状,张璇告诉记者,她也向父母表达过意见,但一辈子老实巴交的父母总是这样安慰女儿,“政府肯定会帮你们安排好的,号召了这么多人做大学生村官,政府不会不理你们的。”
在张璇看来,想要改变现状,还是靠自己的努力考公务员更加实在。对于她的这一打算,父母也是支持的。
“从另外的角度考虑,这几年在村里的基层工作经验有利于我们考公务员。”张璇说,有些公务员岗位会对具有大学生村官经历的申请者给予分数优惠,也有些岗位指定必须具有大学生村官经历的人才能报名。“加分可能只是0.5分,但对于竞争激烈的公务员考试而言,已经很难得了。”
除此之外,她认为,等以后考上公务员了,这几年的农村基层工作经验也一定会对自己的工作有所帮助。“毕竟,我对农村的现实状况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专家观点
基层就业仍需提升“性价比”
前不久,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到西藏考察当地教育情况,发现西藏地区的教师一方面老化情况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即使是目前仍在任教的老师,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知识面也十分有限。“西藏地区有很多对口扶持的资金,但就是因为人的因素,这些资金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采访中,储朝晖表示,这就是中国基层人才状况的一个缩影,也反映出目前我国基层需要人才的空间十分广阔。
“客观地说,近十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工作的人数是在增长的,但相较于基层广大的人才需求,这样的增长速度依然不够。”储朝晖说,尽管国家在大的战略上一直不吝投入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实践、锻炼,但是就具体的政策而言,不仅对大学生吸引力不够,而且不能满足基层的实际需求。
以大学生村官为例,储朝晖表示,大学生去做村官其实并不十分符合农村的实际需要,因为农村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教育、医疗和养老等,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一般大学生所擅长的。而且,大学生村官的数量有限,对于促进学生就业的实际效果也不太显著。
在他看来,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与我国固有的纵向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储朝晖解释说,目前我国社会的就业岗位分布存在一个“金字塔”结构,越处于“塔尖”位置的岗位,其待遇越优厚,对求职者也越有吸引力,但能容纳的就业人数也相对更少。“如果能将这个‘金字塔’压得更加扁平一些,使不同类型就业机会之间的差异变小,就能够容纳更多的就业人数,就能提供更多、更充分和平等的就业机会。”
储朝晖强调,目前国家虽然出台了大量鼓励毕业生赴基层工作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大多过于强调了主观的意向,并没有考虑到要改变现实的客观条件。
“现实的客观条件是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型国企等在内的就业岗位在金字塔的塔顶,但是这个塔顶太尖了,能容纳的数量非常少,而且塔顶与处于塔底的基层工作之间的差距过高,差别太大。”他说,如果我们能将这一结构变得更加扁平,使学生赴基层工作所获得的回报与‘塔顶工作’的距离更近一些,在国家层面也许根本不需要做如此多的引导,学生们也会主动前往基层工作。
“通俗一点说,我们需要提升学生们赴基层工作的‘性价比’,基层其实很需要各种人才的支持,但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为他们创造了足够的条件。”储朝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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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 (2015-07-16 第5版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