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丁佳

中国科学院学部，这个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这个聚集着国家科技界精英的地方，这个跟随着新中国脚步诞生的共和国智库，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侠之大者，为国分忧，为民请愿。60年来，学部带领广大院士不断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绘制蓝图，围绕全球重大科技问题建言献策，他们的足迹，也始终行走在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的最前线。

第一部“国家科学指南”诞生记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科研人员加起来不足5万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则更少，这样的状况对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显然难以满足建设的需要。

为了摆脱发展困境，1955年1月，周恩来、陈毅、李富春组织召开科学技术工作人员会议，动员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次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小组，以中科院各学部为基础，集中全国600多位科学家，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开始编制《1956~1967年科技发展规划》（即《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科技规划，堪称新中国的第一部“国家科学指南”。它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从中进一步综合提出了12个重点任务，是一个项目、人才、基地、体制统筹安排的规划。

科学技术的世界浩如烟海，当时来自科技界的建议如雪花般纷至沓来。12名科学家组成了综合组，负责评价、裁决、选择、推荐、确定、综合各方面的建议，并作出最终决策。而当时担任综合组组长的中科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钱学森，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为了发展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半导体和计算技术这四个新学科领域，使其在短期内接近国际水平，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简称“四大紧急措施”）。

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认为，这些项目在现在看来确是科技发展全局的关键点或生长点，但“在当时却并不那么显然，而且还有不少争议”。

电子计算机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项目。当时美国的电子计算机每秒能运算8000次，可有关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前景，人们却看得并不那么清楚。

为此，钱学森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推进快速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他介绍了电脑的记忆功能、逻辑功能、学习功能等，向众人表明这是极有发展前景的领域。

在他的推动下，这一重大项目终于敲定。而为落实“四大紧急措施”成立的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也在日后发展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摇篮。

瞭望未来的哨兵

飞速发展的中国，越来越仰赖科技的力量。而作为国家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中科院学部也在国家历次重大科技规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90年初，国家科委致函中科院，向学部委员征求对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的意见。接到委托任务后，中科院和各学部及时召开学部主任联席会议，布置各学部组织全体学部委员对有关材料进行审议和讨论。

院士们写出了10多万字的书面材料。中科院将意见汇总后，分别于1990年3月和1991年初报送给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其中很多意见被采纳，在有关决策中发挥了作用。

2003年4月起，学部组织全体院士积极参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研究制定和咨询工作。学部对制定规划的指导思想、宏观思路、组织机制、工作方法等提出了重要意见和建议。

“累是很累。”回忆起担任科技条件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研究组组长时的经历，中科院院士孙枢坦言，“国家中长期规划的目标怎么定，各个领域应该提出哪些重大问题列到规划中去，这是一个研究探讨，最后形成意见的过程。在具体问题上大家有过很多讨论，但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最终执行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而让两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名誉校长王越印象深刻的，则是纲要的研究制定期间，院士们对科技创新主体的大讨论。

“最初的提法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王越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句话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院士们认为，科技分为科学和技术，而自然科学只有发现，没有创新，技术应用才是创新。在社会分工上，企业没有研究自然科学的功能。

院士们的“抠字眼”最终影响了国家决策。2015年12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其中的第七项第一条，首次提出了支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这一概念。

此外，针对“三农”问题、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能源战略、空间科学等综合性、跨学科、跨领域的重大和共性问题，学部均组织院士开展了专题预研，并向国务院呈送了咨询报告。

麻雀虽小 格局很大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从饥饿与贫穷中走出来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吃上一顿饱饭。于是，一些历史上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事件再次上演。

1957年11月，《农业十七条》颁布，其中第13条赫然写着：“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中科院院士、鸟类学家郑作新站出来为麻雀鸣冤：“国内有关麻雀的研究资料很少。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对付麻雀的为害，不应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中科院院士、实验胚胎学家朱洗也挺身而出，他引用了大量史料，并说：“我们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应该承认麻雀在某些季节确实有害，但在更多的时间是有益的，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

许多生物学家也强烈反对消灭麻雀，1959年底至次年初，中科院生物学部两次召开麻雀问题座谈会，酝酿成立“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开展麻雀益害问题研究。终于在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麻雀不要打了”，麻雀就此退出“四害”。

历史来到上世纪90年代。1995年，为打破我国粮食生产4年徘徊的局面，中科院院士、小麦遗传育种学家李振声提出了《我国农业生产的问题、潜力与对策》的报告，在回顾44年来全国粮食生产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粮食产量增加1000亿斤的对策。

当年2月20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姜春云、温家宝及中央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财政部、水利部、林业部的负责同志，听取了中科院原院长周光召和李振声关于组织科技力量，为国家农业发展作贡献的专题汇报。22日，姜春云指示将李振声的报告发送给正在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在此基础上，2月24日中科院提出《关于组织科技力量投入农业综合开发主战场的建议》，建议按全国及重点农业开发区的任务，根据本院的科技力量和研究积累，可从农业单项适用技术投入，土地资源、水资源合理开发配套技术和模式化栽培技术投入，农业综合开发宏观决策咨询服务和重点区域开发规划，农业后续技术开发等4个方面投入。

左手科学 右手文化

身在实验室，心系国家大计，这是许多中科院院士身上的共性。

1988年，70岁的中科院院士、材料学家严东生亲自挂帅，成立了“科技在世界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专题组，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深入研讨，提出了《依靠科技发展国民经济应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专题报告。

“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很大，但问题也不少，主要是质量低、效益差；外延式增长已经难以为继。”严东生在这份报告中振臂高呼，国家要进一步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的深刻含义，把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国民经济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

无独有偶，出于对国家发展现状的清醒认识，王越在担任技术学部主任时，也曾组织召开过几次有关技术科学内涵的研讨会。

“20世纪末，国家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主要还是依靠来料加工，自己的东西却比较落后。”王越说，“中国在发展路径上需要作出转变，而技术科学可以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

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前，钱学森就提出了“技术科学”的概念。回过头来看，这一概念对中国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创新发展。譬如现在很热门的量子信息，就是技术科学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王越看来，这些前瞻性的、思维方式方面的创新，对中华复兴的作用并不亚于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样一个优秀的群体，在60年的征程中不断地继承和发扬着中国的优秀文化，我想这就是院士群体更深层次的贡献。”他说。

触摸岁月峥嵘——再现中科院学部60年发展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