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学期我一直教授本科生“新闻伦理”这门课，其中涉及到很多对《每日邮报》的批评。但就在最近，我遭遇了道德困境。因为作为老师的同时，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我曾希望在一家全国性报纸上发表文章，但一个同事看过后表示，目前的报纸充斥着类似的文章。

出于实际的想法，我想向报纸出售我写的故事，但作为学者，我研究的正是新闻自由市场的失败，信息的同质化、娱乐化。我觉得我的做法有些虚伪。

最后，我决定不发表我的稿件。因为我知道一旦自己这样做了，我将无法面对我的学生。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当一个人跨越现实世界和学术界时，可能遭遇何种挑战。

新闻学院和媒体业界正在不断融合，这也影响了学生和教师双方的水平。一份2013年的记者工作报告数据表明，82%的记者都拥有一个学位或更高级别的学历，而对普通的英国工人来说，这一比例只是38%。这样的对比表明，新闻是一份高素质的职业。

同时，新闻课程的任课老师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曾经是记者或现在仍是记者的人，他们往往正在或者考虑在学术方面进一步深造，这是好事。但他们不一定满足学术训练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而这加剧了一个悖论——传统共识认为，新闻教育应该注重实用的职业技能，包括速记、搜集新闻和新闻写作。但当我们把新闻放在一个学术环境里考虑时，它的核心业务变成了研究。

今天，尽管实践型学者在大学里已经十分普遍了，但考虑到已转型教授的职业技能课程大量激增，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

从业者是学者——他们正越来越多地成为高等教育学院的研究员和领域内的演讲之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成为真正的学者了。谢菲尔德大学学者托尼·哈珀曾采访过这类新闻教育家。他在2011年就发现：“研究和教学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都存在脱节。”大学希望从业者成为活跃的研究人员，但在现实中几乎未曾真正实现。

作为介于实践者与研究者之间的学者，这些身份混合在一起，我发现自己处境危险，又似乎成了两大阵营之间的桥梁。

我认为自己是一名记者，因为我受训磨炼了多年的职业仍然拥有一定的功底，而这些是某些讲师自己都做不到的。但我明白，研究对我的教学和实践均有启发，因为它给了我归纳情境和反映的能力。同样，新闻实务的经验令我在学生眼里更可信和有说服力，也确保我及时了解行业的发展。

但总的来说，记者倾向于模仿学界，但是业界却不再提供业务训练。在我的博士研究中，我采访的记者都对我的发现很有兴趣，但同时也对我为什么要把研究结果发布在其他媒体上感到不解，他们对同行评审的出版物也只有模糊概念。

一只脚在学术界，一只脚在工业界，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当高校试图招聘一些技能类课程的员工，如新闻、电影、媒体、计算教师时，他们经常面临各种招聘问题。怎么才能设计出一种不会排除掉所有有潜质的应聘者的招聘制度，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在英国，你认为有多少体育记者博士？在面试过程中，什么条件更重要？和足球俱乐部的关系还是有价值的学术发表作品？

大学招募讲师时应该优先考虑什么？在我所在的学术机构，全职员工一年有170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作为学者，他们能将其用于参加适合的职业或学术活动。这一切都导致了工作选择的问题。最近我决定要继续工作——作为自由记者和教授实用技能的老师，而且我还要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并教授理论模块。问题在于，这种大学的招募工作广告挂出时，就经常作为招募研究者或从业者的帖子。所以，未来究竟什么类型的职位应该由像我这样的一个混合身份人员申请？大学目前所提供的都是令人困惑的信息。

我很幸运在目前的机构内，能够在作研究的同时也被鼓励继续做一名自由记者。但我知道我的很多同行就没那么幸运了，这意味着我的未来就业前景是有限的，除非我选择一边或另一边。

（作者供职于《卫报》，本报记者韩琨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