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教学员工，我已经在英国的一所顶尖商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最近刚刚离职。在之前的一次会议上，学院里某位不从事研究的教员被一位资深学者训斥为“仅仅是老师而已”。也许，这正是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

有趣的是，这所学院约90%的收入都来自教学。几乎我们所有的硕士课程（这些课程也被我们称之为通过“客户招募”团队所“卖出”的“产品”）都需要学生每年支付成千上万英镑。而如果算上书籍以及生活成本，这些费用还会再翻一番。

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有研究才至关重要”的世界里。学院斥巨资雇佣那些能够提供顶级科研产出的科学家，他们中的许多人所签订的合同中，并不包括多少教学工作。然而，由于一位顶级教授每年的工资就达到15万英镑，为确保学院还有盈余，承担教学的教师所享受的待遇就会遭到压缩。同时，副院长一个人的加薪幅度几乎超过一个普通员工的年薪，而我们这些员工的工资涨幅甚至低于通胀水平。与此同时，我们的工作任务却增加了——经过调整，我们被多分派了20%的教学量。

在备课时间减少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当教师的相对准备时间减少后，我们又如何才能提升学生对课堂的正反馈？教学质量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没有答案。

由于教学效果的延迟性，一开始，人们很少看到什么问题。而且，侥幸的是，我的教学内容并没有变化。因此，我的课堂在头几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质量下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教学材料总会过时，总会出现问题。

像很多在商学院从事教学的人一样，我之所以能够进入学术界，是由于我拥有在业界的职业经历。这意味着我比大多数人都更明白，一家企业在现实中会真正面临哪些问题。为了更好地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取得平衡，我放弃了自由顾问这份高薪的工作，选择了一份工资较少，但时间更容易管理，也更有保障的工作。

然而，遗憾的是，在雇主对员工这么恶劣的情况下，我变得越来越难以对工作投入情感和能量。尽管我已经花了10年时间接受教育和培训，尽管我也拥有10年的行业经验，并在学术界工作了将近10年，但我的薪水仍然不如一名地铁司机。去年，我的一个本科生进入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工作，他的工资已经高过我了。

可悲的是，学校中最聪明和最优秀的毕业生往往不留在学术界了。高额债务、长时间的学习期使得很多人选择不去读博。在学生向我咨询建议时，我也已经停止向学生推荐学术生活。因为这里薪酬糟糕、工作条件恶化，甚至连养老金可能都没有了。

目前，所有商学院都在玩相同的游戏。他们雇用合同制员工——像我这样的有行业经验、博士学位和很好的教学经验的人。然而，当所有商学院都要把所有的教学任务交给合同制员工后，这样的问题能解决吗？我持悲观态度。

（作者系英国罗素大学集团某校商学院讲师，本报记者韩琨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