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

我们今天读儒家经典，很容易发现儒家学说注重“关系”“处境”及“相互依赖”的特点。首先，在儒家思想史上，人伦关系是天下治乱之根本。孔子曾强调为政之先在于“正名”，尤其要确定君臣、父子关系。其次，儒家的核心范畴如仁、义、礼、智、信、忠、孝等就是处理人伦关系的最高价值。“忠”、“孝”分别对应于君臣、父子关系。“仁”本来就是指人与人的关系。“义”是指对待朋友、亲人及社会事物的态度。“礼”与“信”毫无疑问针对人际关系而言；“智”与“义”都体现了人在具体的处境中行为的能力。由此出发，今天中国文化的方向和根本出路，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政府必须从精神上引导全社会，明确全社会的最高精神价值理想是首要问题。

其次是核心价值。中国文化作为一种靠人伦关系维系的文化，人与人之间形成牢固的联结，是维持这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由于它崇尚以人情为基础的动态关系远胜于崇尚法律或制度，所以一旦人与人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束缚，将出现人心涣散，任何制度都无济于事。

现代中国人在核心价值问题上常常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即国家主义价值观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国家主义价值观强调无私奉献、爱国主义、民族情感等等，弄不好也会演变成对人性的压抑、个性的丧失、人格的扭曲。自由主义价值观追求个人独立、自由、人权等，结果演变成自我中心、个人主义、唯我独尊。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应当是与中国文化的习性紧密相连，或者说针对中国文化的需要而来的。事实上，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三纲”不是指绝对服从或绝对的等级关系，而是指一种从大局出发、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从做人的良知和道义出发做人的精神。和自由、平等、人权等西方价值观一样，“三纲五常”也是普世价值观，是在中国文化的习性中“让人成为人”的价值。核心价值的崩溃导致中国人与人的关系失去基础，人心被撕裂，人欲横流，行为失范。这是今天中国家庭、男女、同事、上下等各种关系严重扭曲的重要根源。

总的来说，导致当今中国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绝不是由于人们道德境界不够高这么简单，而是一系列客观现实原因所致。

首先，义利问题。义利关系颠倒，导致了信仰的失落，反过来进一步加剧风气的败坏。国家要从根本上把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而不是经济利益当作首要目标来追求，才能真正改变当前这种功利浮躁的局面。

其次，社会公正问题。今天社会风气败坏的另一根源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失去公正，穷者益穷而富者益富。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指出，与民争利问题不解决，是导致欺诈横行、犯罪违法的主要原因。

第三，正己问题。今日中国道德风气败坏的另一重要根源，就是为官者失德。要想改变民风，首先要从为官者做起。“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怒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大学》）

其四，养人问题。以强制的手段使他人服从，会造成整个社会对权力的畏惧，摧毁人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意志，造成精神的矮化和人格的猥琐。

其五，纳谏问题。打击人品正直、敢讲真话的人，会造成人们良知的麻木，导致社会正气得不到伸张，久而久之会使越来越多的人昧着良心说话、昧着良心做人，社会道德走向沉沦。

其六，教育方式。真正有道德力量、能呼唤起千千万万人的正气的教育，是把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当作最高目标，让人们从小学习如何捍卫它们。

今天中国文明的重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礼乐的重建。礼的重建，绝不是在各行各业设置文明行为规范这么简单的事，而是从整体上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的制度建设问题。礼的重建与乐的重建要同时进行。礼和乐的关系可以这样来理解：它们是中国文化中理想共同体生活的两个必要方面。如果说礼代表行为的规矩，乐则代表行为的境界；礼代表共同体生活的秩序，乐则代表共同体生活的情调。礼是乐的基础，乐是礼的提升。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任贤使能。贤能在中国文化中不仅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身在高位的人，其言行举止会成为全社会的风向标，极大地影响着全社会的潮流。

今天中国之所以出不了真正的企业家、教育家等等，其真正的原因之一在于，人们不知道除了国家利益、社会需要和政治理想之外，还有行业自身的逻辑和价值。不能盲目提倡每一个行业的人都把献身于国家和社会当作最高目标，只有这样才是高尚的。殊不知，人们从事于某一行业是为了实现人性的潜能和自身的价值，为此必须要遵从这个行业自身的逻辑和要求。任何行业，都要把每个人“各遂其性”当作最高目标，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这一过程中找到神圣感和尊严。

最后一点，教育乃是立国之本。中国既然是一个以人际关系为本位的伦理型的社会，人的力量是这个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如何培养人、塑造人自然成为其永恒的最高任务。应当把教育特别是精神道德教育交给社会，支持和发展那些在历史上已经被证明是伟大的教育传统，从而极大地提升中国社会的自治和理性化发展。（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