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间，书的作者、《中国国家地理》图片编辑、摄影师马宏杰一路跟拍那些来自中国耍猴人大本营之一的河南新野的耍猴人，记录了他们在全国以及边境地区行走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文静

《最后的耍猴人》，马宏杰摄/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顾名思义，《最后的耍猴人》一书将镜头对准了“耍猴人”这个特殊的群体。12年间，书的作者、《中国国家地理》图片编辑、摄影师马宏杰一路跟拍那些来自中国耍猴人大本营之一的河南新野的耍猴人，记录了他们在全国以及边境地区行走江湖的故事。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通过一个很小的视角去表现社会。”这是马宏杰多年来一直跟踪拍摄耍猴人以及其他更多普通人生活状态的动机。难得的是，他可以笃定地说：“我的镜头从来没有说谎。”

漫漫跟拍路

拍摄耍猴人的想法开始于2001年6月的一天。那天，马宏杰正在河南洛阳街头拍摄，突然看到几个身背猴子的耍猴人在赶路。他立刻对这群人产生了兴趣。

马宏杰来到河南新野县樊集乡冀湾村，想要打听耍猴人的事情，却不想村民们对他这个拿着相机的外来人非常警惕，经常答非所问。后来，马宏杰才知道，上世纪80年代初，人贩子经常将一些川皖等地的女子骗到那里贩卖，村里一些人也买了女人来做媳妇，他们是怕有人来暗访。此外，村里的养猴人常被有关部门以“保护动物”为名进行查处和罚款。所以，他们对陌生人格外警惕。

后来，经人引荐，马宏杰才得以进入这个江湖耍猴人的群体，认识了后来这本书的主角——杨林贵。马宏杰叫他老杨。

最开始，老杨并不信任马宏杰。直到这个摄影师和自己一路从襄樊扒火车到成都，又扒了回来。这些走江湖的耍猴人没有钱坐旅客列车，也不被允许带着猴子上车。于是，扒火车成了他们走南闯北的主要方式。扒火车很危险，要趁着天黑，一不小心就可能被飞驰的列车轧死，或者摔断胳膊和腿。可是马宏杰决定，不管怎么危险，也要跟着他们扒火车走上一遭，看看他们一路带着猴子闯江湖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扒火车时，即使有机会去车厢里睡觉，马宏杰还是选择留下来和老杨一伙睡在敞篷车厢里。一路同吃同住，老杨这才开始愿意和马宏杰说说心里话。

此后，马宏杰跟着耍猴人一起在全国四处游走，一起扒火车、卖艺，一起和猴子在外面打地铺过夜。这些过程被他记录在了镜头里，也还原在了文字中。马宏杰用几乎不加修饰的语言和写日记般的细节呈现，记录了耍猴人街头卖艺的情景、与猴子相处的点滴、结婚生子等日常生活，也记录了他们云游海外、上当受骗、倾家荡产、被刑拘的种种遭遇。这些影像和文字构成了《最后的耍猴人》一书中的34个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马宏杰不仅描述了耍猴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也为这个可能即将消失的行业留下了最后一笔。

其实，耍猴人并不是马宏杰唯一的跟拍对象。

一年里，马宏杰要跟拍十几个个体或群体，其中有不少已经跟拍数年，包括去年出版的《西部招妻》一书的主角——河南残疾人老三。从1984年拥有自己的相机开始，马宏杰就一直用镜头记录着他找妻子的艰难过程，一拍就是30年。

“黄河上的人家、采药人家、说书人家等，我都还在继续关注当中。”马宏杰说，“我记录的是中国这个阶段真实存在的生活方式，这是中国前进当中的一步，是你迈不过去的。”

呈现生活的复杂

媒体人杨锦麟曾作为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节目的主持人，和马宏杰一起在江西余干近距离跟拍耍猴人。在他看来，马宏杰的每一次跟拍、记录，几乎都是“用燃烧生命的一部分去完成的”。

“他的记录对象，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最贫困、最无助的个体和人群。他可以有更多选择，但他选择了最难的。”杨锦麟说，“杨林贵就是这样的人，是最容易被忽视和遗忘的人。但是，仍然能有这样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愿意用他们手中的笔，用他们的镜头，去记录这些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这才应该是今天中国的文化人要去做的事。”

而在《读库》主编张立宪看来，马宏杰的纪实摄影作品不只是呈现了底层人的生活状态，更呈现了“生活的复杂”。

“不管是在耍猴人的主题、西部招妻的主题，还是其他的拍摄主题上，马宏杰没有用简单的善恶、是非、值得同情还是应该憎恶等最简单的两极化价值取向或情感趋向，来概括他镜头前的人和事。”张立宪说，“他向我们呈现的内容，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复杂，复杂到我们很难去概括他传递的信息。”

“耍猴人就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和我们一样讨生活的人。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在逐渐淡出都市人的视野。这个市场越来越小，或者说现在的文明社会越来越不能容纳他们，具有动物保护意识的都市人也越来越不能接受这种节目。通过这个主题，我想马宏杰不仅仅想呈现耍猴人这个行业，更是向我们呈现了生活在切片状态下的一种真实、一种复杂。”张立宪说道。

马宏杰：我的镜头从来没有说谎

在跟踪拍摄的十几年间，耍猴人与马宏杰已经建立起深厚的情感与信任。私底下的生活里，马宏杰会在杨林贵儿子结婚时专程赶去参加婚礼、送上彩礼，而老杨有任何事也都会与马宏杰商量。可是一旦相机打开，马宏杰心里明白，他一定要与这些镜头前的人保持距离，这个距离就是“不干预”。

每每出去拍摄之前，马宏杰总会对老杨说：“除非你有生命危险，我会出手相救，否则我就是一个旁观者。”

“我就是要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他们也从不要求我给予或者帮助他们什么。他们很清楚，我对他们的关注并不能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所以我和他们的关系，仅是成为一个朋友。”马宏杰说自己并不是没有观点，有时也会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私下里那些很尖锐的想法写进书里。“其实我觉得，就像我拍他们的影像一样，在里面赋予平和与含蓄，有时才是一种更能唤起人们对他们关注的力量。”

对于马宏杰的“不干预”，张立宪颇为赞同，“很多写作者或记录者，对自己的定位往往不是写作者、记录者，而是‘法官’。他们愿意对被记录者作出判断，道德判断、法律判断或者善恶判断。很多媒体印在纸上的东西更像法律宣判书。我认为，这种‘法官’意识恰恰是要不得的。”

“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可能去耍猴，去扒火车，去街头卖艺，去睡在立交桥下。但是，为什么你看了老杨的故事之后，还会有感同身受的痛苦或者纠结？”张立宪说，“因为他和你是有关系的，他的经历也会与你的某种经历有一种契合度。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是讨生活的人，和老杨并无二致。这种并无二致，让你能够对那些看起来和你丝毫没有关系的题材继续关注下去，并且能够让你产生切肤之痛，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