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

张敬婕

■本报记者 张文静

1908年3月8日，15000名妇女在美国纽约游行，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劳动报酬、享有选举权和禁止使用童工。当时，她们提出的口号是“面包和玫瑰”，面包象征的是经济保障，而玫瑰则象征着生活质量。如今，百年过去，女性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面包和玫瑰”如何兼得，仍然是个值得继续探讨的话题。

女神和女汉子、大龄剩女、十八块娶走、二手货……羊年春晚播出后，人们对其部分语言类节目歧视女性的质疑立刻在网络上发酵起来。恰好与此呼应的是，在几天后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女配角的演员帕特丽夏·阿奎特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呼吁男女平权、同工同酬。

在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张敬婕看来，这两个事件的发生说明性别平等不再是边缘话题和小众话题。“性别平等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面对生活中的性别歧视，比如男女同工不同酬现象、工作领域的性别隔离现象以及在媒介产品中呈现出的对女性和弱势者的歧视现象时，人们不再沉默，而是选择适当的途径发出自己的抗议之声。”张敬婕说道，“当越来越多的人发出这样的呼声时，性别平等就不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人们共同的诉求，性别平等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重要主题。”

女性角色的双重制约

3月7日，在国家图书馆的一场讲座中，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张越提到了女性社会角色变迁的过程。张越介绍说，伴随着工业化发展及“一战”“二战”的影响，世界各国女性都不约而同地在100年前后开始走出家门、走上社会。中国女性则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真正登上历史舞台。近百年来，中国女性走过了戒缠足、兴女学、争取女权、妇女独立、男女平等的过程。

如今，受平等教育的影响，女性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很多杰出女性在重要的岗位上发挥出瞩目的领导力与影响力。

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朱蕤曾发起一项调查，结果发现相较于男性企业家，女企业家在作决策时会更谨慎、更精准，在公司管理中也表现得更有亲和力。从管理成效上来看，中国的女企业家经营的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在45%以下，明显低于一般企业的60%负债率。那些由女性掌管的企业净利润率可达13%~15%，高于一般企业。

这是否能够说明当代女性已经突破头顶的“玻璃天花板”了吗？现实似乎并非如此。

“尽管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逐渐上升，在很多领域中显性的男女平等状况似乎有所好转，但是很多隐性的观念、社会机制仍然存在着性别歧视。”张敬婕介绍说，伦敦商学院曾对2218名女经理进行了调查，询问是否有人用“专横”这个词形容过她们。结果有54%的受访者表示她们在工作中有至少一次被人称作“专横”的经历，而那些拥有同样特质的男性则会被形容为“果断”或者“强势”。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苏珊·菲斯克经过多年调查也发现，男性可以同时获得“讨人喜欢”和“能干”的印象，而女性则是越能干就会越不讨人喜欢。

“因此，在当前社会中，女性承受着性别角色的双重制约：一方面要发挥出竞争优势，才能保住安身立命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要表现出传统女性的谦让、忍耐和奉献，才能不被贴上‘女汉子’‘女强人’‘母老虎’等负面标签。”张敬婕认为，这样的社会文化对女性发展极为不利，对社会的长远发展也极为不利。

社会性别可以跨越吗？

在张越看来，男女性格差异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教育塑造出来的。“男女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分，男女生理结构上的差别是不能跨越的，但是以生理结构的差异强制划分社会性别的行为是错误的。”张越说。

社会性别，是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如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等。

“比如，男孩从小就被灌输‘勇敢’的概念，遇到事情要自己撑着，不能轻易掉眼泪。女孩则越会撒娇越被社会认可，从小就知道遇到困难可以退缩，因为自己是女孩。这就从思想意识上造成了男女差别，这是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传统观念的沿袭造成的。”张越举例说。

主持《半边天》节目的经历让张越对当代女性有了更多了解。她发现，不管在政界还是商界，职位比较高的女性都富有理性，她们都是在承受了工作压力和社会压力，经过了锻炼之后才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男性本身社会化程度深，承担压力更大，而且一直受到倾向性的教育，相比之下女性走进社会不过百年的时间。“所以，男人生来理性、女人生来感性的观念是错误的。”张越说。

张越认为，社会性别是可以跨越的，男女很多性格特质从根本上是可以互通的，女人可以坚强，男人也有权利脆弱。“男女平等，首先就要进行自我认知，突破传统社会性别观的束缚。”在张越看来，无论男女，都可以做他（她）想做的事，成为他（她）想成为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和发展方式，在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要允许别人有更多选择、更多尝试。

媒体应传播先进的性别文化

当前，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在张越所说的性别后天教育中，传播媒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制造、传播、重塑着社会生活场景与社会价值观念。”张敬婕举例说，“比如，前几年媒体制造和传播的热词‘剩女’，如今已经成为了公众的日常词汇，而且入选了‘2007年中国社会十大流行语’。在各种电视剧、娱乐节目中，原本‘剩女’所指代的‘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逐渐被演绎为‘挑剔’‘焦虑’‘不孝’的败犬形象，原本具有自豪感的‘我剩故我在’渐渐被‘谈剩色变’所取代。”

2014年，张敬婕曾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所高校的女大学生就业及婚育意愿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发现，73%的受访者希望在26岁~30岁结婚，11%希望31岁~35岁结婚，10%希望22岁~25岁结婚，表示无所谓的占6%，没人选择希望结婚年龄在36岁以后。“这个结果充分说明了‘成为剩女’已经成为制约女性发展规划的现实恐慌。”张敬婕说。

在张敬婕看来，媒体应该传播先进的性别文化。“首先，媒体管理者和媒介工作者要具有性别平等的意识，具有性别敏感，将恪守性别平等作为职业道德和工作守则之一。”张敬婕建议说，“其次，媒体应该多吸纳性别专家的力量，对媒介内容进行监测，将性别不平等的节目止步于播出之前。另外，媒体也应该增加性别议题的报道和播出力度，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性别敏感，提升公众的性别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