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穆赫兰

学者们经常被鼓励要多与公众打交道，但是这种建议忽略了这样的事实：许多专业知识已经影响了大众生活，而专业知识对社会的影响，往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真正显现出来。如今，是时候让我们重新评估我们所说的公共学者了。我们必须认识到，学者们创造了深奥知识、技术词汇和专家历史等，这一切都极具价值。

呼吁学者重视宣传工作的人经常强调的是把复杂研究以更简单的方式晓谕大众。有些学者所坚持的某些开创性人文研究却被忽略了，因为它们不能正确地加以宣传。但有些人就此认为，学者不愿意离开象牙塔，是因为他们这样待着更舒服或他们害怕在公共场合演说。思维定式认为，教授们都是聪明内向的人，他们不能或不敢跟学术圈外的人讨论他们的专业知识。事实其实正好相反。那些学术讨论的工作——讲座、课堂讨论、学术会议和学生会议，对许多学者来说是这份工作最大的乐趣之一。

但我们也要意识到，把研究变得更大众、更流行并不是唯一产生社会影响的方式。例子之一就是性别研究与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之间的关系的历史。

酷儿理论于1980年代出现，目的是推翻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对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的判决。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声称，判决有着“几千年的道德教学”支持。到了2003年，最高法院撤销了这一决定时,大多数人引用了几十年前的学术研究，证明伯格的说法不准确。换言之，酷儿理论学者的细致研究在几十年后才被应用于司法程序。在1986年，当时的人们很难明白关于同性恋和20世纪初纽约同性恋亚文化的讨论会有怎样的影响。但是这一基本讨论框架在几十年后，帮助整个国家产生了巨大变化。

当前，我正在研究18世纪的英国作家，他们在印度殖民城市和哨所驻守,在苏门答腊和新加坡等地创作诗歌以及戏剧。其中很多人的作品还没有被广泛阅读。尽管阅读过作品的人不多，但是我看到了这些殖民地作家的价值所在。我意识到公众可能认为我研究的这些作家没有什么价值。对他们来说，了解一个18世纪90年代在孟买写诗的白人，好像没什么意思。

对此，我可以作出解释，我的研究建立在对我们的现代社会重要主题的理解上，比如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政治尖刻的讽刺。但作为一个学者,我无法预测究竟是哪个主题会对未来有所影响。与公众打交道很重要,但我们不应该指望学术对未来社会的影响能够立即流行或被大众理解。

如我这样的人文主义者经常不得不考虑公众想要什么。我们被告知要去想象他们的欲望和幻想并满足他们。据说这是每位学者都应该追求的重要策略。但我们也必须允许抵制这一冲动。我们无法预测何种知识的发现将成为未来重要的社会问题的答案。我们总是不知道公共学者应该如何作为。

所以学者们，还是留在你的办公室吧。写那些很少有人会阅读的书，结果可能远超我们所想。

（作者系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副教授，韩琨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