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琨

当前，我国的创新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严重不匹配。各行业都走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但最困扰我们的是：学生和科研团队中，缺乏敢于批判、否定和创新的精神。

又是考研大军上战场的日子，大学四年即将走到尾声，不同的人在这个节点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作为师长，西南大学生物技术学院院长、“长江学者”夏庆友认为，大学育人应当有更高层次的目的，而大学生也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上好课拿文凭这么简单的目的。

目前大学生普遍缺失的创新能力与批判精神，对行业、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是他更为看重的。

弥补缺失的“这一块”

《中国科学报》：您在教学一线以及管理岗位多年，就您对目前学生的接触和了解，在您看来，当今大学的人才培养存在怎样的问题？

夏庆友：我作为老师，也包括一些青年学者，都感觉到学生们有些“精气不足”，比如创新能力不够，社会责任感以及人文精神等方面较为薄弱等。

这与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有关系。学生们从小学一路学到高中，是在残酷的考试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被灌输了太多的知识，也掌握了很多的知识。在互联网时代以前，我们经常说知识就是力量，但现在这句话不完全适用了。信息获取的门槛越来越低、渠道越来越发达，使得知识性内容不再那么重要。如今，如果一个人理解能力强，选择通过互联网学习，完全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成为某一领域的的初级学习者。知识仍然是很重要的，但已经不是一切能力的来源了，有效的获取、判别和使用知识或者信息，变得更加重要，而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能力和力量。

当前，我国的创新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严重不匹配。各行业都走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但最困扰我们的是，在学生和科研团队中，缺乏敢于批判、否定和创新的精神。

这又牵涉到另一问题，接受高等教育与拿文凭、找工作之间的关系。

《中国科学报》：是教育功利化的问题？

夏庆友：有很大的关系。如今似乎有种观念认为只要学习知识性的内容，就可以获得文凭，再靠文凭去社会上找工作。换言之，高等教育或者更高层次的人才培养，都变得十分功利化。对学生而言，学习只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一份安稳、体面的工作。

然而，我个人认为，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后，找到一份工作应该是最低要求，如今却被当成了最高要求。本科乃至研究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乃至更高层次的教育之后，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他们应当是社会的良心、社会道德的最后守护者，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和中坚力量。这才是最高的要求，如今却被忽略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成为现在教育体系的第一大问题，老师要花很多的力气为学生们补上这一课，就是因为此前中小学教育缺失了这块内容。我们必须告诉学生，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用的人，告诉他们怎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当然，这些内容不能直接灌输，要考虑如何让学生更好地接受。顺便补充一点，教育的问题不单纯是教育系统的问题，它是一个社会的系统性问题。

培养世界一流的本科生

《中国科学报》：您所在学院有哪些相关的教学创新实践呢？

夏庆友：目前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学生到了大学反而变得迷茫，一下子失去了过去那种线性的目标。因此，如何对得起本科生们，是作为教育者的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我们学院是全校本科生规模最小的学院之一，大概有400人左右，但我们的教师队伍规模在全校居于中等，生师比相对理想。我们的想法是，宁可每年少收一点学生，也要保证学生的教育质量，建立创新机制，成立创新班，把所有能投在学生身上的钱，全部花在学生身上，比如支持学生中途到世界知名大学交流、访学。2010年以来，我们作了创新试点，开始实行专业导师制度。学院要求所有本科生在大二开始进实验室，让他们开始探索性、兴趣性的实验，通过这样的培养，成才率还是非常高的。

此前，有位老师向我提出，在中国当前的制度情况下，我们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本科生。这一观点我不同意，我相信就在目前的环境条件下，我们仍然可以培养出一流的人才。2010年起，我在每个年级选一名学生，开始我的教学试验，也是就此话题跟这位老师“打赌”。

《中国科学报》：您能就此举一个具体的培养案例吗？

夏庆友：可以。当时作这个尝试的时候，我对我指导的学生提了两点要求：一是必须遵从我的培养方法，二是学生的父母必须知情且承认。2010级的一名学生去年毕业，被美国杜克大学录取，目前正在读博，做得很好。他被教授评价为“我没有见过中国内地培养的本科生有如此的学科前沿的眼光与国际化的视野”。

从大一开始，他就在完成学校统一本科生培养方案的情况下同步学习一部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材，极大地扩展了他的专业视野。同时，我要求他思考自己毕业后该如何选择，在许多方向都先了解和调查一番，比如与自己专业有关的世界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他们是做什么的，内部是怎么分工的等；去调查一些专业领域内的学术大家，去研究他的思想、观念，甚至成长史。此外，我还要求学生经常性浏览5至10个生物学领域的专业网站，如NCBI、丁香园、中国生物技术信息网等，这样一来，学生对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机构、学者等情况都开始有了积淀，也打下了很好的英文底子。

事实上，我对学生的指导并不频繁，也不刻意给予其多少资源，这也是与那位老师“打赌”的约定之一 ——不能为我自己的学生开“小灶”，基本上每年见一次，进行30分钟的谈话，平时发邮件而已。但就效果而言，这种创新的教育方法还是成功的。

当然，这种模式不见得可以在整个学院推广，但是这至少说明我们的学生有很大的创新和探索的发展空间，可以启发，可以更好地培养。教授也应当更有胆略、更加勇敢地探索对学生的教育。

尊重和支持学生的选择

《中国科学报》：您提到您也为本科生做就业辅导，跟他们聊一些人生选择，在这方面，您有什么理念和可以分享的事例吗？

夏庆友：一方面，我尊重学生的爱好和个人选择，另一方面也告诉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了解自己的真正爱好并且从事该行业，应当过滤掉一些受到社会评价和他人影响而形成的“假兴趣”。为学生做就业辅导时，我常常拿自己的经历举例，许多事情的发展是先有所努力，而后水到渠成的。

我的一些学生中也有日后并未继续在专业领域发展的，但我尊重他们的兴趣和选择。有一位研究生告诉我，他的梦想就是开飞机，于是我只要求他完成基本的研究生培养任务，其他的不作更高要求，而是鼓励他追求梦想。如今，他已经在航空公司执行飞行任务了。此外，还有一位想做木匠的学生，给我展示了他家里的工具和参加的木工爱好者的工作坊活动等，我也十分支持他，他现在已经在工程公司从事技术工作了。总之，对于学生多元的选择，老师都应该以宽容的心态正确地指导和支持他们。

此外，我经常强调，学生应当注重文化传承，多思考文凭之外的意义，考虑如何度过充实、丰富和踏踏实实的一生。创新可以分为很多种，既包括知识性的原创研究，也包括如何将理论突破转化为产业成果，从而解决社会问题。因此，我要求他们多去生产一线，让他们待下去、住下去，才能真正地发现问题，而这一切，比简单地坐在书桌前写论文难多了，也有意义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