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阳

“小康”是一道题，“十三五”必须交出满意的答卷。

随着时代发展，“小康”本身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扩展，尽管每个人心中的“小康”指向会有所差别，但并无异议的是，小康是一个民族对于未来发展的美好规划，是每个人心底最迫切的期待。

远景需要绘成蓝图，目标需要细化为指标，小康这道题，如何解得更细更实更有成效？

小康指标知多少

“十三五”期间扶贫工作被纳入一票否决制，让那些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们看到了希望。

11月底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负责人人手一册红色封皮、印有国徽的《脱贫攻坚责任书》，为下一阶段扶贫工作签下军令状。

没能完成任务的地方领导，将不能重用、升迁和参与评优；出了纰漏，还将受到撤职、查办等处罚。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瑞看来，种种举措表明，从中央到地方，将把扶贫做成一项更加细致、接地气的工作，“不需要轰轰烈烈，但求落到实处”。

然而，对于老百姓来说，“硬”指标总是比“软”指标要让人放心，实现小康目标，尤其应该多一些“硬”的指标。

“十二五”期间，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主要指标中，九年义务教育巩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安居工程建设等被作为约束性指标，而就业人数、失业率、人均收入等仍然是预期性指标。

“物价、住房保障、就业等等涉及人民权益的内容，都需要约束性指标来保障。但目前为止，这些仍然只是些‘软’指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认为，在明年即将出台的“十三五”规划指标中，能不能有更多的指标“硬”起来，还须拭目以待。

民生中的约束性指标是否多多益善？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学者层面仍有不同的看法。

据刘瑞介绍，刚性指标一旦设定，未来就只能升不能降。因此指标设定必须符合我国实际发展状况，并且要具有可操作性。

“约束性指标可以分为以奖励为主的正面考核和以惩罚为手段的负面考核，负面考核如果使用不当，很容易造成弄虚作假的现象。”刘瑞说。

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例。过去，一胎化的计生政策实行一票否决制。一个县如果出现超生人口，全县所有公务员的奖金都要受到影响，而且负责该项工作的主要干部3年不能获得提拔。因此，为了应对处罚，地方瞒报、数据造假的行为屡有发生，这也是很多黑户口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则指出，即便是“硬”的约束性指标，也不能排除地方用避重就轻的“软”办法来对付的做法。

“需要追问的是，制定指标的标准是什么？”何传启说：“每一个定量指标中的数字，都必须有支撑依据和制定规则。”“要提出一个符合实际的约束性指标，难度是很大的。”何传启表示。

谁请客谁买单

“中央请客，地方买单”是句说了多年的老话了。

一直以来，我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表现为两个互逆的“三七开”：即中央政府拿走了财政收入的70%，但承担的事权或许只有30%，高达七成的工作都由地方政府来做。

地方政府要做事，却没钱，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过去的解决办法主要是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将财政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补给地方，同时以抽肥补瘦的原则平衡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但在刘瑞看来，转移支付不仅缺乏标准，在支付过程中还容易滋生腐败，而且效率不高。“公共服务开支均等化”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也就是说，首先需要确定哪些属于基础性、基本性的公共事务，然后确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负担比例，从而“熨平”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支出的差异。

“这项工作在‘十一五’期间就已经开始做了，但是各地经济差异带来的难度很大，很难一蹴而就。”刘瑞说。

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蔡继明把公共投入形容为“花着政府的钱，办着别人的事儿”，很容易出现花钱大手大脚、办事简单粗糙的现象。

怎样才能把钱花在刀刃上，提高公众的满意程度？受访专家建议，政府首先要改变思路和办事方法，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源和力量，借助市场规律实现精打细算、低耗高效的办事效果。

其次，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以及严格的检查、问责机制，增加公众在公共决策中的参与程度等也至关重要。

有件事曾让蔡继明深受触动。在云南的泸沽湖畔，有间由志愿者开的咖啡馆。这些志愿者义务帮助当地贫困家庭，钱款账目做得很细并会定期在网上公示。然而，这种自发的慈善行为并不受现有法律的许可，他们的活动还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限制。

“我很为他们的行为感动。”蔡继明说，“我们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应该给予这种自发的慈善行为更多理解和支持，从而将各方力量都纳入到全面小康的建设中来。”

让错位的重新回归

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我国的社会事业和环境保护欠账很多。承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使命的“十三五”时期，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把欠下的账还回来，把民生的短板补起来。

“欠账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职能错位。”李义平指出，政府不应该扮演市场主体，更不应单纯追求GDP的增长，“政府真正的职责是为老百姓服务，为人民群众守护好公共环境，供应好公共产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富有活力的社会氛围。”

一直以来，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增长，不惜以牺牲环境、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热衷于招商引资，追逐搞一些短期增加税收的竞争性项目，这些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站在了广大人民利益的对立面。

“发展的出发点和增长点都应落脚在人民群众的福祉上。”李义平认为，这一根本点在政府追求经济指标的强烈愿望下往往被忽略。

以土地资源为例，我国的土地还没有按照市场规律进行配置，这就导致农民的土地收益很容易通过行政指令转移到城市、政府和开发商手里。因此，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已经箭在弦上。

“应当通过城乡用地市场的构建，让已经进城的农民有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将这一人群的原有土地再一次集中分配，流转到留下来务农的人手里。另外，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让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使农民分享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效益。”蔡继明说。

发现错位，纠正错误，是解好小康这道题的前提条件。正如李义平所强调的：回归政府职能，明确发展的主旨，始终把人民群众的需求放在最核心的位置上。“这样，很多问题就有了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