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涛

【这两位大师级的著名作家，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创作的风格各异，但他们毕竟处在同一时代，在人生际遇上竟然有某些相似之处，也是饶有趣味的。】

沈从文（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以《边城》等描写湘西风土民情的小说而享誉文坛，新中国成立后告别文坛，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当解说员，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卓有成就。1988年病逝后他的著作风行于世。

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著名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兼翻译家，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历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公共图书馆职员和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

这两位大师级的著名作家，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创作的风格各异，但他们毕竟处在同一时代，在人生际遇上竟然有某些相似之处，也是饶有趣味的。

在中国近代著名的作家中，沈从文的“改行”恐怕是文学史上绕不开的话题。1949年沈从文才47岁，正是创作成熟、精力旺盛的最佳年龄，为何突然弃文而去呢？据傅国涌在《沈从文的“疯”》（收入《21世纪中国最佳文史精品》，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指出：1948年3月，郭沫若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以红黄蓝白黑五色对一些著名作家妄加定性，称沈从文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为“蓝色作家”、萧乾为“黑色作家”，宣称“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扬言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同期刊登的其他与郭文相互呼应的文章将沈从文的作品斥为“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扣上一顶顶吓人的政治帽子。此时即将赴京担任高官的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此文，当然是有深意的。从北大左翼分子在校园内以大字报形式抄录此文公诸于众，不难看出此举大有来头。对于身为教员的沈从文，其所受的刺激与压力不难想象。这种“文化大革命”惯用的批判方式，出现在共和国即将诞生、正值需要团结各方力量共同建国的历史时刻，颇为耐人寻味。

从此，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上消失了，在故宫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在冷清空寂的文物堆里，这位中国最有才华的大作家度过了沉默的后半生。当然，沈从文的改行有多种原因，郭沫若的一纸宏文肯定是致命的一击。不过，话说回来，从长远来看，从中国许多作家的遭遇来看，比起老舍、胡风，甚至沈从文的老友丁玲，沈从文还算是幸运的。

比较而言，博尔赫斯的境况比沈从文要好过一些。不过，在1946年至1955年，阿根廷独裁者庇隆执政期间，因为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博尔赫兹也面临被迫“改行”的威胁：独裁政府为了报复他，革去他担任的图书馆管理员职务。不仅如此，为了从人格上侮辱这位著名作家，庇隆政府勒令他去当市场家禽检查员，手段真是卑鄙之极！

博尔赫兹不畏强权，不惜因失去公职在生活上陷于窘境，提出辞呈，维护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庇隆堵不了博尔赫兹的嘴。他在《南方》杂志上写道，‘独裁扶植了压迫、奴役、残暴，更可恶的是独裁扶植了愚蠢……向独裁政权的愚蠢行为展开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责任之一。’”（［美］詹姆斯·伍德尔著，王纯译，《博尔赫兹，书镜中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他的抗议得到广泛的同情与声援，庇隆下台后，博尔赫兹重新被起用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

沈从文与博尔赫兹都是当代最有才华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俩终与诺奖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