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

少女妊娠和堕胎是全球化时代中一道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难题，中国也不例外。人工流产低龄化早已不是一个“新闻”。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少女未婚先孕问题就已浮出水面。伴随社会环境的巨变，未婚未育女性人流的数量及其所占比例不断攀升。不仅如此，流产者还呈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20岁以下的青少年有增无减，年龄最小的仅有12~13岁。

笔者曾参与的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2009年组织开展的全国性抽样调查——“中国青年生殖健康可及性政策开发研究”揭示，在15~24岁的未婚青年中，22.4%有过性经历，几近1/4。按年龄组的数据显示，15~19岁青少年中有性交经历的男性占10.9%，20~24岁年龄组达到了42.3%；15~19岁青少年女性占8%，20~24岁的相应比例为34.4%，后者也比前者高出了四倍多。15岁时发生性交行为的比例为3.2%，到24岁几乎高达六成（占58.4%）。

人工流产手术者低龄化意味着青少年婚前性行为低龄化并引致意外妊娠和人工流产的低龄化。上述调查还揭示，在有性经历的女青年中，首次和最近一次性行为没有采取避孕措施的比例分别为53.9%和25.4%。从性行为的不良结局看，有性交经历的15~19岁青少年女性的怀孕比例为17%，低于20~24岁年龄组（22.6%），但她们中多次妊娠的比例（5.9%）却高于20~24 年龄组的（4.6%）。所有妊娠的86%最终诉诸人工流产。

流产低龄化可以说是青少年所面临的一连串性与生殖健康危机的一个侧影和折射。不管你承认与否，不安全性行为带来的风险和负面影响，不仅日益严峻，而且渐趋复杂化。

由于缺乏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正面引导，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风险和危机正在不断加深和放大。低龄人未采取保护措施或避孕失败而诉诸人工流产，直接原因自然可归咎于她/他们普遍缺乏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必要知识、技能和权力。更堪忧虑的是，这些负面效应互为叠加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毋庸说，中国青少年面临的各种性与生殖健康风险和挑战业已常态化了。

第一，年轻一代的性“待业期”延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男女性的法定婚龄分别为22和20周岁。但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青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都明显高于法定的最低年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6.7岁,女性为24.9岁。晚婚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与此同时，随着营养、生活水平及其他条件的改善，青少年的青春期发育提前，他们变得比父母辈早慧早熟。据2005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汉族女生月经初潮的平均年龄接近13岁；男生首次遗精为14岁出头，城乡男女孩之间已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如此算来，男女青年的“性待业期”都有约7~8年，而实际的平均年数应该更长，这就难保很多青年人在婚前不发生性行为。

第二，伴随整个社会性行为规范变得越来越宽松，中国青年的性观念也发生了惊人的戏剧性变化。“中国青年生殖健康可及性政策开发研究”揭示，在2万多名15~24岁的未婚青年中，认为男女青年“应保持贞洁，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有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仅占24.1%和31.5%。性态度和性观念的转变是性实践的先导。人口流动、城市化、家庭结构变化与家庭控制松弛、离婚率升高、单亲家庭增多、商业化青年文化的崛起以及通讯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等，无一不对青年人性观念和性实践转变起了直接或间接的催化作用。

第三，未婚青年性观念的开放、性行为的普遍化与同性健康知识的匮乏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很多青年人对非意愿妊娠的风险、危害及防范措施浑然不知。有的青年人把人工流产当避孕措施、把紧急避孕药当常规药来化险为夷。

第四，青少年生殖保健服务的普及性较差也是加剧人工流产低龄化的推手。计划生育不仅有助于预防非意愿妊娠，降低人工流产，还有助于控制性病和艾滋病的蔓延。然而，当前生殖健康服务仍以婚后管理为重心，以20~49岁的已婚夫妇尤其是育龄妇女为工作对象，未婚未育的青少年在很大程度上依旧被排斥在外。

第五，低龄青少年因涉世未深而付出了更高的成长代价。青春期少男少女的身体迅速发生变化，性心理和情感也随之变化，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年龄越小，在性事务上越有可能缺乏知识、经验和责任感，无保护的甚至高风险的性行为也就更为普遍。

第六，青年人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同质性群体，她/他们的性与生殖健康需求会因地区、城乡居住、年龄、性别、在校与否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而大为不同。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工、社会闲散青年、职技校学生及留守儿童等社会底层边缘化人群，会面临更大的性与生殖健康风险。

例如，农村青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青年，往往初中毕业甚至初中辍学后便迈向社会，绝大多数人又会从农村涌向城市。一旦脱离了父母的视线、社区的约束和传统乡土文化的“紧箍”，原先固守的性道德规范会荡然无存。加上灯红酒绿城市生活的冲击，男女打工青年的恋爱和性活动往往具有从众性和盲目性。未婚流动人口发生非意愿流产的比例要比非流动人口更高。

身处激变的全球化时代，青少年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需要得到特殊保护的脆弱人群。各种此消彼长的性与生殖健康挑战，也成了一种新常态。导致和加剧这个少女之“殇”的社会决定因素都打上难以磨灭的时代烙印。唯有放在更宽宏的时代大框架下加以审视和干预，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认识和解决这个棘手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