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扬宗

1979年6月13日，中科院党组会议讨论并批准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入党申请，同年9月5日，中组部批准了中科院党组关于华罗庚入党的请示报告。不久，远在英国讲学的华罗庚得知这一喜讯，心情分外激动，后来曾写下“五十年来心愿，三万里外佳音”的诗句。入党是华罗庚后半生的一件大事，不过局外人不易理解入党对于华罗庚的特殊重要意义。

正如王元院士指出，自从1950年回国，华罗庚就“下定决心把他的政治生命和中国共产党结合在一起了”。但从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华罗庚在一些人眼里就成了问题人物。他曾加入国民党，并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在一些人看来这都是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尽管上级党组织作了结论，认为华罗庚与国民党并没有特殊关系，还肯定华罗庚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就保护过进步学生，抗战后与地下党员有过接触，但数学所的一些积极分子却认为华罗庚回国是“政治投机”。1953年，张稼夫出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到数学所做工作并与华罗庚谈话之后，才解除了他的思想包袱。接下来的三四年是华罗庚回国后最舒心、最出成绩的一段时间。不过当时科学院的党组织对于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有些犹豫，华罗庚没有机会提出入党申请。反右运动中，华罗庚一度被列入重点批判对象，尽管最后被保护没有公开批判，但实际上已被打入另册。尤其是他参与署名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遭到口诛笔伐，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大跃进”过后，中科院党组吸取教训，调整知识分子政策。1961年，院党组和国家科委党组制订“科学十四条”，得到党中央的批准试行。“科学十四条”吸收了“几点意见”中的许多合理的建议，事实上已经给“几点意见”平反，其中还提出了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此前后，中科院陆续吸收了邓叔群、陈宗器、汪德昭等著名科学家入党。在这样的形势下，华罗庚于1963年正式提出入党申请。然而令华罗庚没有想到的是，数学所党组织对他的入党动机做了毫无根据的诛心批驳，他积极要求入党却被严重羞辱了一番。随后，华罗庚坚决要求离开数学所，把人事关系转到了中国科技大学。

1964年，华罗庚向科大党委提出入党申请，科大党委书记刘达同志非常重视，校党委研究认为华罗庚基本达到了入党的要求，但在征求数学所意见时，又遭到了该所党委的强烈反对，只得作罢。

1966年夏“文革”一开始，华罗庚就成了数学所的主要批判对象。短短的一两个月，就给他贴出了140多篇（320多张）大字报。数学所党委要求院党委责令华罗庚停职检查，所里还印发了《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大学阀华罗庚》等材料，追查华罗庚与“党内修正主义反党野心家”究竟有什么关系等等。好在当年华罗庚应邀参加国庆观礼时，毛主席亲切地称他为“华罗庚同志”，使他信心倍增。其实在一年前，毛主席给他回信时就称他为“同志”，肯定他“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对照1964年毛主席给他的回信称他为“华罗庚先生”，这种变化实际上肯定华罗庚是无产阶级队伍的一员，给予华罗庚极大的鼓舞。1967年，在“文革”如火如荼之时，华罗庚再次向科大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则不仅是一种立场的宣示，也有自我保护的涵义。当时刘达已被打倒，学校造反派系林立，这次申请自然没有结果。

1970年，在科大搬到合肥之际，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华罗庚的人事关系从科大转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并重新出山继续推广双法，不久之后还组建了以华罗庚为首的普及双法小分队。1975年下半年胡耀邦、李昌主持科学院工作期间，十分关照华罗庚，一度分管过科学院工作的华国锋也十分支持华罗庚。在华国锋等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于1976年9月决定以小分队为基础成立应用数学推广办公室，至此，华罗庚和他的小分队才在中科院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分和归属。这个办公室有独立的党组织，不受数学所领导。华罗庚随即再次提出入党申请。1976年底，中央统战部将华罗庚的入党材料转到中科院。1977年，复出工作的李昌和胡克实同志对此十分重视，他们批示基本同意华罗庚入党，并亲自同华老谈话勉励。但有关的程序又走了两年，到1979年3月华罗庚出国讲学之前，仍没有解决，他只好再次提出入党申请。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院党组终于排除干扰，迅速批准了华罗庚的入党申请。

入党是华罗庚后半生的一场政治上的翻身仗，标志着他从统战对象的“先生”终于转为党员同志，几十年来压在他心上的沉重政治包袱，至此终于卸了下来。从1950年回国，华罗庚就把自己的前途与祖国和党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他积极要求进步，身体力行，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在对待华罗庚的问题上，中科院有过正确的决策，也有一些深刻的教训。反思其间的得失，对于改进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