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涛

【在谈到留学期间弃农学文的经历时，胡适也认为“苹果事件”只是一个诱因。他彻底改行还有一些主客观因素。】

牛顿与苹果的故事，尽人皆知。虽然也有不少科学史家对于牛顿因苹果砸在头上而悟出万有引力表示怀疑，但这个故事流传很广，这就不好深究了。历史上许多传闻也多半如此，铁板钉钉的事情有时经不住穷根究底。人们往往以讹传讹，把想象的幻影当作历史的真相，这当然也是很有趣味的现象。

不过，这里所说的胡适与苹果的故事，并非杜撰，而是确有其事。

胡适是1910年进美国康奈尔大学，原是学农科的。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决定退回中国在1901年（庚子）给八国联军的赔款余额，即美国扣除义和团事变中所受的生命财产损失外的赔款，作为派遣赴美留学生的学杂费，这就是“庚款留学生”的来由（美国这笔退款自1909年至1917年共计6156370.34美元）。当然，有人会提醒我，不要忘记，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也言之成理，不必与之争论。第一届的“庚款留学生”47人，第二届70人，是1910年在北京考试录取，保送到美国大学深造。此外还备取70人，录入“清华学校”，作为留美预备班。

胡适是第二届第一批录取70人之一。他在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学到第三个学期时，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决定放弃农学，改换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专业。

胡适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跳槽”呢？

在《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中，胡适谈到，促使他改变专业的诱因，是当时一门名为“果树学”的课，“这在当时的纽约州简直便是一门专门培育苹果树的课程，在我们课堂学习之外，每周还有实习，就是这个‘实习’，最后使我决定改行的”。胡适如是说：“实习时，每个学生大致分得三十个或三十五个苹果，每个学生要按一本培育学指南上所列举的项目，把这三十来个苹果加以分类。例如茎的长短、果脐的大小、果上棱角和圆形的特征、果皮的颜色、切开后所测出的果肉的韧度和酸甜的尝试以及肥瘦的记录……这叫作苹果的分类，而这种分类也实在笼统。我们这些对苹果初无认的外国学生，分起来实在头痛。”

面对这几十个令人头痛的苹果，胡适陷入沉思。据说当时有400多种苹果的分类，胡适认为要记住这些分类知识实在是没有必要，而且“我们中国，实际上也没有这么多种苹果。所以我认为学农实在违背了我个人的兴趣。勉强去学，对我来说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正是这次实习课改变了胡适的一生。他说：“这门果树学的课——尤其是这个实验——帮助我决定如何面对这个实际问题。”于是，他毅然决定放弃农学，转入该校的文理学院，改学文科。

在谈到留学期间弃农学文的经历时，胡适也认为“苹果事件”只是一个诱因，从深层次来看，他彻底改行还有一些主客观因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胡适的个人兴趣偏重于哲学、中国哲学和研究史学，“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著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我对这些学科的兴趣，也就是我的文化背景。”他这样说。

另一个原因是对文学的兴趣，胡适不仅有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在康奈尔学农时，他除了英文必修课，还选修了两门外语——德文和法文，同时他对这几国的文学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此外，“使我改行的另一原因是辛亥革命，打倒满清，建立民国。”胡适说，中国当时是亚洲唯一的一个共和国，美国各地的社区和民众对这一新兴的政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邀请中国留学生去演讲。胡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积极参与演讲活动，并且对中国革命的背景和中国的政治进行研究，从而促使他转向政治学。

胡适在留学美国时的改行，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尽管这纯属个人行为，却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因此少了一位果树专家，但是多了一位文化大家，胡适对文化的卓越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这一点和鲁迅的弃医从文惊人地相似。胡适在后来多次向青年学生讲演时，结合切身体验，奉劝他们应该以自己的兴趣和禀赋，作为选科的标准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