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俊宁

《中国科学报》：8月底，翻译家孙仲旭因抑郁症自杀，引来对翻译界的各种讨论。那么在翻译行业孙仲旭的情况是否是普遍现象？就你个人而言，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文学翻译？

刘荣跃：我也是从相关报道中知道了孙仲旭自杀的一些情况。我对此感到震惊和遗憾！这种情况在翻译界还是少数。我看到的是很多前辈在翻译事业上乐此不疲。我认识一位七十多岁的译者，他给自己的座右铭是“工作着，快乐着”，这大概很能代表众多热爱文学翻译事业的译者的心境。

我对文学翻译的坚持是出于对文学翻译“再创作”艺术的热爱。就我个人而论，在20多年的文学翻译中我收获了很多，主要是精神层面的。长期阅读、翻译名家大师们的经典杰作，我从中吸取了丰富营养，让自己的修养和学识得到了提升。然后，我又让广大读者从拙译中分享到那些经典杰作的可贵思想，获得艺术享受，这必然使我深感欣慰。而这就是对译者最好的报答。

《中国科学报》：中国翻译协会社科翻译委员会副主任李河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150年来，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翻译居功至伟。但是在今天，翻译却成了一个九流之派，成了一个多余者。”你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刘荣跃：李河先生的话虽然有些值得商榷，但是现实社会中译者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与肯定也是事实。所以李河先生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社会上一些单位和部门对翻译工作重视不够。一流翻译家的收入与一流作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等的收入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认识一位大翻译家，他说一些出版单位在对待译者时让人感到“不痛快”，其中包含了诸多苦衷和看法。

《中国科学报》：你刚才提到翻译对你个人的作用，那你如何看待翻译这个职业对社会的作用？很多人说现在国内翻译界鱼龙混杂，问题很多，你如何看？

刘荣跃：翻译这个职业在出版领域发挥着不可低估、不可或缺的作用。想想看，如果没有了翻译家辛勤的劳动，出版领域没有了一部部译稿，国与国之间的文学、文化交流不就会成为一片荒漠？

然而，翻译目前在中国发展却问题不少。就我所知，中国确实是一个翻译大国，译者和翻译作品的数量都应该是居世界首位。但译者的水平参差不齐，个别译者比较浮躁等，这些都不利于搞好翻译工作。此外稿酬偏低，某些出版单位隐瞒印数，译著屡遭盗版而相关责任人又得不到严惩等等，都是翻译作品面临的突出问题。

《中国科学报》： 2013年，翻译家马爱农诉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绿山墙的安妮》构成剽窃一案，曾引起广泛关注，然而译著维权仍是少数，原因是什么？

刘跃荣：我国《著作权法》第12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者享有。然而译者的译著作品屡遭盗版却时有发生。如今很多译者对译作被盗版的事无可奈何，不愿追究到底。因为打官司成本太高，需要付出太多的人力物力。而即使官司打赢了，所得到的赔偿也很少，对盗版者产生不了威慑作用。

《中国科学报》：你期待的翻译氛围是怎样的？

刘跃荣：一些出版单位特别是不在少数的文化公司，不尊重译者的劳动，随意把别人的译作拿去“编译”成自己的东西。我希望对于“编译”出来的作品应严加管制，以维护译者的合法权益。

作协主席铁凝说翻译家是连接心灵的彩虹，对翻译家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所以更要把这支队伍建设好，培养好，并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重视，以继续这项崇高而颇有意义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