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韩天琪

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从此，两国各自迎来了不同的命运。

对中国来说，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文化作为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价值取向和生存方式，作为器物和制度背后看不见的天平，直至今日依然深深地嵌刻在我们的深层意识当中，无形中决定了中国的近代化路径。

当农业文明遇到工业文明

在甲午战争之前上千年，中日两国同属于以农业文明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19世纪中叶，这两个东方国家同时面临着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

在走向工业化和近代化的初期，中日两国都选择立足于本国的主体性，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日本在一开始被迫走向向西方学习的道路时，也经历了类似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阶段，试图保持自己民族的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向原发国家学习是每一个后发国家的先天优势，利用国家体制进行模仿总比原创要快。但这种模仿同时也带来问题：从工业文明中移植的舶来品能否在完全异质的文化土壤中顺利实现本土化？

器物层面的移植当然是最容易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最脆弱。比较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的海军建设，应该说清海军占有多方面的优势。然而，这种明显的优势在战前和战斗过程中展现的却是一种低效能。“如果不是整体移植，可能国外一个很好的制度拿到一个新的环境来，就会水土不服，起不到原来设想的作用，反而还会起到不好的作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和日本对待近代化路径的态度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了分化。”马勇认为，“中国提倡的学习是在不动摇体制和文化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军事技艺和器械制造等器物层面的东西，而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们则很快意识到真正从模仿走向原创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一定要全盘移植文明整体。”

文明是不能够割裂开来的，而中国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到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了。“中国在新文化运动后才意识到，文明是不可以零售的，不可能只引进西方器物层面的东西，而排斥其制度和文化。”马勇解释道。

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

19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明确提出他们的目标是要在远东建立一个纯粹的西方国家。由此提出了全盘西化，全面移植西方的制度文明。“日本向西方的引进和学习是全方位的，从制度、文化、思想、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是一个综合的学习和引进。”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清史研究所教授何瑜这样向《中国科学报》记者描述日本的近代化路径。

以海军建设为例，日本不仅从西方引进了“坚船利炮”，而且对西方近代海军的先进制度、组织管理方式都较早地进行了借鉴和模仿。如明治政府对海军人才的严格正规教育制度、对海军经费的预算制度，都是从西方学习而来。此外，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很快便领悟到了西方军事法规的价值，并积极认真地加以学习借鉴。到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已经建立起完整的近代军事法律体系。这就使日本近代军事体制的高度集中统一从法规上得到了保障。

日军能在军费困难的情况下实现装备的统一标准化，能在人口总数少的情况下使大量的义务兵应征入伍，日军士兵能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一种精忠勇猛的精神，皆源于这些法规、制度和文化。

中国则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大制约了中国近代化的速度和深度，使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式”近代化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

“中国人认为光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就可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西方科学技术的背后是西方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包括它的制度、思想、价值观等等，它是一个整体。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制度文化需要有一个接受吸纳、消化的过程，在这个本土化的过程中，需要我们这个民族的反思、理解、磨合和研究，而不是强行用政策和命令，那是不可能的。”何瑜认为，正因如此，尽管有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应允和光绪皇帝的支持，洋务运动以及甲午战争惨败后短命的戊戌变法依然没能挽救19世纪末的中国走向颓势。

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前后截然不同的近代化路径也反映出二者对世界和自身关系的不同理解。

中国1842年被迫打开了通商口岸，在理解世界和自己的关系方面，中国认为自己是自给自足的、自成体系的。“可以说中国感觉自己不需要世界，而世界需要中国。”马勇说， “这是我国近代以来对西方和世界理解的一个重大误差。”

而日本在1854年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对日本和外部世界关系的理解是：世界需要日本，日本更需要世界。

马勇认为，这种理解的差异也导致了两国海军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性误差：“当时的中国海军在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个‘移动的炮台’，主要任务是近海防御。而日本发展的路径是世界性的，日本的经济利益在哪，日本的海军就维护到哪。”

近代化的日本打中世纪的中国

日本历史研究者萨苏曾经戏称甲午战争是“近代化的日本打中世纪的中国”。

悠久的历史留给中国深厚的传统，同时也带给中国沉重的文化包袱。在当时清廷统治阶层典型的主流观念中，中国才是代表文明世界的“天朝上国”，外部世界不过是一些欠开化的“蛮夷之邦”。这种从久远历史传承形成的僵化思维模式呈现异常强大又顽固的惰性和惯性。

何瑜认为，自大和自卑的区分往往就在一线之间，自大不是自信，恰恰显示出某种程度的虚弱。“我们的民族文化有矛盾的方面，一方面是自大，认为自己是泱泱大国，而这种自大是盲目虚骄的自大。这种自大在19世纪末没有发达的科学技术、先进的制度文明作为根基，所以在遇到对外战争的挫折时，就从自大一下子跌落到自卑。”

而日本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作为生存发展空间局限性极大的岛国，其忧患意识与生俱来。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历史文化中，就有久远的向外部世界强者学习的传统，最典型的当属“汉学”的兴盛。明治维新主张西学，这在思维模式上与此前的“汉学”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向强者学习的对象转换而已。因此，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文化阻力和包袱要比中国小很多。这是其维新变革容易引起中下阶层广泛响应，并最终获得成功的深层原因。

近代性的移植和本土化是后发国家近代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性并不只是具体的知识系统和应用技术，也不只是如何设置国家系统、如何进行国家运作的规则和模式，在这些规则和模式背后，站立着工业革命以来首先在西方社会确立而后又传遍世界的一种文化价值观。从这个角度来说，甲午战争的成败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注定。一场成功的近代化改革，背后必然是整个社会的近代化。因为在中世纪的文化土壤中浇灌出近代性甚至现代性的花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