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大诚

昨天去超市，卖场上两种商品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卖日用品的中间热门铺位摆的是拉杆箱和书包，各种各样、五颜六色。卖食品的热门铺位则是月饼，铺天盖地、琳琅满目。悬挂的大字促销宣传牌上分别写着“开学啦”和“中秋月饼”。现在大学新生入学，拉杆箱似乎是必备之物。而中秋月饼对于大多数人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只是感到中秋节了，总还是要有这个形式。看着这些商品，我不由得想起了五十年前的那个中秋节。

那是我刚上大学时的中秋节，与现在大多数同学一样，刚上大学的那个中秋节往往是第一个不与父母家人在一起过的重要节日。而那个晚上我并不在学校里，而在当时还很荒凉的位于北京西北郊昌平县的南口农场。

那年，我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学校在北京，就是玉泉路19号，现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所在的那个校舍。报到后，经过几天入学教育，便把我们拉到南口农场参加劳动。

印象中，南口农场位于一个大的河滩谷地。传说那里是杨家将与辽兵血战的金沙滩，虽然那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但是大家还是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当时，那里的苹果树已经种上好几年了，但还没有结果。我们的任务是在苹果树的边上挖坑，要在每棵树的两边一米多远的地方，平行地挖一个两米长、半米多宽、一米多深的坑。那里的土地真是瘠薄，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与土夹杂在一起，用铁锹挖不动，用镐头刨也不好刨。有的石头就得用镐抠出来后再用手搬。我那时候刚刚开始青春发育期，个子还没长起来，又瘦又小，又从来没有使过锹、镐一类的工具，所以，干活特别吃力。好在没有“承包责任制”，几个同学一起干，北方农村来的同学就能干得多，他们的年龄也普遍大一点。坑挖好后就在坑里放青草，再填上踩实。据说，这就是施肥，过几年，苹果树的根就会扎到那里。很多年以后，我看书才知道，南口农场诞生在“大跃进”的年代，北京市的很多知名的知识分子，戴着“右派”的帽子，参加了那里的拓荒工作，那些树就是他们这些人栽下的。

在那里大约劳动了十几天吧。当时刚上大学，还处在兴奋时期，又初到北方农村，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例如，第一次见到在街上乱跑的猪，看到了用土和石头筑成的院墙……除了身体累一些之外，倒也不觉得当时有多苦。在那里劳动的最后一天，就是中秋节。

已经过去五十年，许多细节已经记不得。但是那个中秋节晚上的场景，我还记得。晚饭的时候，除了较为丰盛的饭菜之外，每人领到两块月饼。饭后大家集合在南口农场的广场上，带队老师讲了话，然后是演出，反正可以自由活动了。那天天气晴朗，有月亮，略有一点云。我从小生活在城市，从来没有在旷野里欣赏过八月十五的圆月，Z同学与我一样，也一直生活在江南的城市。我们俩一起坐到了广场的后边，远离大队人马。除了广场有一盏亮的灯以外，四周黑黑的，像梦幻的世界。我和Z静静地坐着、聊天、赏月、吃水果和月饼。看着天上的月亮一会儿被云遮住，一会儿又从云里钻出来，越升越高，越来越小。

这是我们离开家后的第一个中秋节，虽已过去五十年，但对那个在云端里钻出钻进的月亮还是有深刻的印象。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俩都没有离开家人的伤感，而是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五十年前的情况，与现在已经大不相同。那时普遍贫穷，人们最大的愿望是能吃饱饭，不受冻，如此而已。国家规定北京地区大学生的伙食费是15.5元，家在农村的学生一般都能拿到不少于伙食费的助学金。我们每天都能够见到几片肉，每个星期有一次大荤（一小碗肉）。中秋节每人还有两块月饼。这种伙食比绝大多数学生在家时好了不知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绝少有抱怨学校生活及学习条件太差。过中秋节也就没有想到回家。不要说中秋节，就是过春节也有近一半的同学因为没有路费而不能回家。但是即使不回家，也没有什么伤感和抱怨的。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的同年龄者，往往只读到小学毕业或初中毕业就因为经济条件辍学了，在一个家庭之中，往往只能够供一个孩子多读一点书。我们能够读大学，就是非常幸运的了。所以，我们非常知足，即使有困难，一般也不告诉家里，哪怕身上的衣裳已经补丁摞补丁。

也就在那个中秋节，劳动已经结束，马上就要回学校的时候，我们从南口坐火车去游览了长城。那时候还都是蒸汽火车，沿着詹天佑设计的有名的“人”字形轨道，由两个火车头，一个推一个拉，到达了青龙桥车站。在那里我们瞻仰了詹天佑铜像，然后步行去八达岭。那时候的八达岭长城，游人极少极少，同学们几个人一伙，也不知道往哪边走更好。我们几个目测了一下，哪边高就往哪边爬。我们爬到了最高的烽火台，再往外，就是破破烂烂的长城了。有一块告示牌非常醒目：“外国人未经许可禁止逾越”，我们几个同学都说，我们是中国人，当然是可以逾越的，于是，又往外走了一小段。中午在长城上吃的饭是食堂发给的干粮，是不是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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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可 徐耀 图（http://blog.sciencenet.cn/u/ICF2009）